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的博弈频繁显现,文化多样性是否能够得以延续与发展也成了这场博弈当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试图从贸易保护、贸易自由、文化多样性三者的关系出发,用逻辑分析和实例证明贸易自由与文化多样性是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贸易保护只会阻碍世界的发展,坚持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是世界各国经济和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

摘要：我国近期内不能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完全的贸易保护也不可行。简单地选择自由贸易或选择拒绝开放都是行不通的,只有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以正确的贸易政策决策为指导,才可以走向经济振兴。

摘要："数字经济"应否征税以及如何征税成为世界各国探讨的问题。从兴起背景来看,欧盟"数字税"的制度初衷在于,作为临时措施以填补长期方案落实的"空窗期"。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数字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的税负不均问题,但这并不能作为各国通过单边措施推进"数字税"的依据。从法国"数字税"实践观之,相关课税要素的设计存在明显的歧视性。无论被定性为直接税还是间接税,"数字税"只能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从国际税制角度来看,单边"数字税"只会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国际税收竞争。短期来看,中国既要及时更新税法规则回应数字经济,也要防备"数字税"外衣下的"非关税壁垒";长期来看,良好的税制设计才是税收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基础,回到问题本身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摘要：2008年是中国喜忧参半的一年，既有奥运的成功举办，成就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又有国民经济发展过快，防止通货膨胀危险的担忧；既有农业连续第五个丰收年，又有南方冰雪和四川的强烈地震灾害；既有神七航天载人飞船遨游太空的梦想实现，又有产业品牌不足，大量制造业的产品设计权在国外，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同时还有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第四季度GDP增长下滑到6．8名。总结30年经济发展动力和持续发展的竞争力，

摘要：本文采用CA指数测算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印度六个经济体的产业竞争优势,并设计基本半对数模型对各经济体出口量与产业竞争优势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竞争优势与出口量存在出口偏移现象,贸易保护等因素削弱了产业竞争优势对出口的正向作用。中国应通过科技创新、国内外双循环联动发展、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等措施,提升产业贸易竞争力,提高出口贸易效益。

摘要：[研究目的]现阶段在数字贸易领域,数据本地化规则是发展最快的一个概念,数据本地化在钝化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身也在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厘清数据本地化内涵与模式,争取共识性标准一方面可以缓解规则碎片化而形成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以期最大程度上降低其对贸易的限制水平。[研究方法]以数据本地化的内涵和模式作为切入点展开论证,并对我国现行数据本地化立法条文背后的理论基础和理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条文设计。[研究结论]通过营造非歧视性数字营商环境,鼓励数据驻留,可以从根本上排除了被定性为贸易壁垒的可能;建立重要数据的“正面清单”,提升规则的透明度,有助于厘清真正需要本地化处理的重要数据;同时,将“独占式”数据本地化严格限定在“公共政策”的范围内,符合国际上的实践,减少在这一领域内与高水平贸易协定存在的法律障碍。

摘要：贸易政策行动主义是一种以贸易政策设计的指导思想,强调主权国家运用保护贸易政策,增进本国贸易利益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支持贸易政策行动主义的理论流派很多,本文重点探讨以新贸易理论为基础的贸易政策行动主义,对之进行批判性分析,并试图提出更符合战后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现实的贸易政策指导思想。

摘要：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中兴、华为遭美制裁等事件表明:对芯片技术反向外包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找寻相关对策极为重要。就分析方法而言,由于模糊层次分析方法受主观影响大、一致性判别存在困难等原因,需要用改进的布谷鸟模糊层次分析法对芯片技术反向外包影响因素加以实证评估并进行重要性排序。就应对策略来说,国际贸易磋商、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相结合、注重芯片人才培养、“一带一路”倡议联盟等,皆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

摘要：发达经济体“逆全球化”思潮泛滥且不断演化,中美经贸摩擦日趋激烈,特朗普全球“零关税”政策逐渐浮出水面。中美经贸摩擦及特朗普全球“零关税”政策看似冲突,实则是“美国优先”的真正体现,意为打击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经济及其产业发展,重新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贸新秩序,是“逆全球化”的新表现,对国际经贸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长期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逆全球化”不断发展下中国的正确选择,中国需要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整体规划、加强区域合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等方面做出新设计。

摘要：国家安全和国际贸易日益交织在一起,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正在产生极大的影响。本文在回顾WTO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则基础上,分析了国家安全对贸易政策日益重要的影响,并提出了中国解决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可行路径及具体的举措。美国特朗普政府是近年来滥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主要推手,2020年11月美国大选后的政府更迭为重新讨论WTO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提供了新的机会。本文建议中国应该主动为这一机会做好准备,设计新的策略,以尊重WTO成员维护国家安全和避免隐形贸易保护主义双重目标为基础,推动集体解决国家安全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