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立FTA(自由贸易区)最重要的经济效应是能带来成员国间贸易规模的扩大,把代表自由贸易安排的虚拟变量纳入引力模型,对中印建立FTA的贸易扩大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中印两国间还存在巨大的贸易潜力,两国若能在目前经贸关系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FTA这种制度性合作,将使双边贸易产生质的飞跃。

摘要：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全球实体产业发展困局,越来越多的生产商开始通过在产品中增加服务元素即制造业服务化来提升产品价值。而随着各国实体产业中服务元素比重的日益增加,出口产品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服务化特征,产业服务化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基于G20国家数据,引入国家经济规模等变量参数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各国制造业服务化对实体产业国际贸易的影响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国家外贸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一国融入世界市场的驱动力。具体而言,制造业服务化对一国出口具有正向影响,对一国进口具有抑制作用,不过其实际影响存在一定偏差。从双边贸易总额估计结果看,制造业总体及三个分行业内,随着贸易国家服务化程度的提升,贸易进出口总额均会受到推动,但重工业国际贸易所受的影响明显比轻工业大。此外,交通运输成本、国家经济规模总量、地理距离、语言文化共通性等对国际贸易流量也具有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其中,双边贸易运输成本、地理距离与外贸额度负向关联,双边国家经济规模总量及语言文化共通性有利于拉动国际贸易发展。可见,为更好地提高国际竞争力,制造业的服务化务必要重视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淘汰落后产业,避免在中低端制造业盲目进行服务化;务必要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上游扩展,加强对新知识的挖掘和创新研发,提高高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实现制造产业配套服务的跟进,致力于为中低收入国家高端制造业提供高质素服务。

摘要：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在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统一视角下,探讨跨国信任水平与东道国政治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东道国的信任水平和政治稳定性都是影响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重要因素;(2)信任水平对中国出口额的影响,受到东道国政治稳定性的调节;(3)东道国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

摘要：非遗文化可分为物质产品、生产技艺、文化功能和价值观四个层面,海外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发展,可以增进所在国(地区)民众对中国非遗技艺的了解,提升其对中国非遗艺术的鉴赏水平,增强其对中国非遗价值观的认同,进而可以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选取37个样本国(地区),采用改进的贸易引力模型,根据2004—2014年的数据资料分析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表明:无论是孔子学院数量,还是孔子学院影响力,都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所在国(地区)的非遗产品出口;当所在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孔子学院对中国非遗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较强。应该更好地依托孔子学院这一文化交流平台来促进中国非遗产品的出口贸易。

摘要：文中基于贸易引力模型,以73个开展森林认证的国家(地区)2015-2020年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为被解释变量、森林认证证书数量为核心解释变量,结合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森林资源禀赋和加入WTO、自由贸易区协定签署情况等影响因素,对森林认证与林产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国所拥有的森林认证证书数量增加能够显著促进林产品出口和进口;若贸易双方经济规模较大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均加入WTO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也会促进该国林产品出口和进口;本国森林资源丰富有助于林产品出口,同时会减少林产品进口;双边距离过远则会阻碍两国林产品出口和进口。建议我国完善顶层设计,持续推进森林认证,通过深化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森林认证体系的交流与合作,保护森林、改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摘要：在全球经贸规则重塑的重要历史阶段,研究FTA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效果有利于探索和构建中国“文化产品贸易规则体系”,符合“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与推进。文章以1996—2017年中国对43个国家文化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分离出传统关税减免效应,从FTA整体、条款深度和条款可执行性三个层次考察了中国FTA对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①FTA显著促进了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其条款可执行性在此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②FTA对制度质量低、地缘文化关系近和发展中国家样本中的促进效果更显著,但应对高制度质量国家文化贸易壁垒的能力有限。③FTA对视觉艺术品的出口促进作用最强,其次是手工艺品、表演和庆祝活动类以及书籍报刊类产品。④文化合作条款对表演庆祝类产品的出口促进作用最显著;视听条款在有效促进表演庆祝类产品出口的同时,限制了书籍报刊类产品的出口,而数据保护条款对各类产品都表现出较强的抑制作用。

摘要：文章基于AHP-TGM模型,对我国智慧家电产品受TBT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应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影响我国智慧家居电器商品出口产生的因素分别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对我国智慧家电产品出口影响最大的四个因素依次为家电安全技术标准、产品计量单位制、产品条码及标识标签、环保绿色设计。通过贸易引力模型(TGM)定量分析了TBT对我国智慧家电产业出口的影响,分析表明,TBT实施有明显负面影响,TBT强度每增加一单位,出口额减少14.51%。中国GDP增长,外国对中国FDI增高,这对我国智慧家电产品出口有利;针对我国现如今的智慧型家居电器产品出口情况来说,对其造成负影响效应的因素最大的为美国、欧盟等各个成员国GDP增长情况以及人民币升值。最后对我国智慧家电产业应对国外TBT提出了系统、科学的对策,包括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鼓励我国企业积极应对TBT。

摘要：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东盟国家海关数据,采用恒定市场份额(CMS)模型和贸易引力模型,综合分析中国对东盟产能合作密切的钢铁、机电、水泥等六大重点行业出口贸易动态波动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贸易波动主导因素逐渐由规模效应转变为竞争力效应,二阶效应影响较弱;东盟国家经济规模、双边汇率对中国—东盟产能合作开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汇率对不同分解效应与行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地理距离的影响逐渐减弱,但经济距离仍然限制双方产能合作的开展。因此,我国在政策上应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精准对接东盟实际需求;提升汇率政策的有效性,深化跨境金融合作;深耕"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推动东盟价值链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