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交易禁止格局立基于国家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以覆盖交易范围为目标和以强化禁止力度为目标的两大发展阶段,最终确立了以对价关系为犯罪构造核心、以对向犯为立法架构基础的犯罪治理主基调。然而,坚持以交易禁止为核心的犯罪治理策略和立法设计思路,一方面将进一步激化犯罪治理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将持续加大囚徒困境的构建难度。审视交易禁止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政治—社会”权力格局调整是第一动力,而回应性立法模式混同了交易型腐败与贿赂犯罪是困局根源。要突破交易禁止格局的犯罪治理瓶颈,就需要先明确贿赂犯罪的非即成性“以权谋私”本质,再厘清利益冲突与权钱交易的位阶关系,最后沿着“违纪—违法—犯罪”路径构建新犯罪治理格局。

摘要：定量研究显示,配刑与宽宥对称设置的惩治模式以及不对称程度较低的惩治模式,均无法有效压制受贿冲动,难以取得对贿赂犯罪的良好抑制效果;容忍、放任贿赂的组织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受贿、行贿倾向的共同促成因素,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与限制是受贿倾向的特别促成因素;以行贿是受贿的“源头”为由,要求加重处罚行贿或者要求行贿与受贿“同罪同罚”的主张,与经验事实不符;不对称重罚受贿并且附条件大幅度宽宥行贿的设计,对贿赂犯罪具有最佳抑制效果。在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但不同等处理二者的同时,应积极展开“特别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尝试与探索,以此疏通涉企业贿赂犯罪打击与治理、治标与治本的中间管道。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限制,改善营商环境,是治理贿赂犯罪最关键、最艰巨、最具决定意义的系统工程。

摘要：贿赂犯罪治理由"打击型"策略向"预防型"治理策略的转型,是国际腐败犯罪治理经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预防型"贿赂犯罪治理策略要求:在确立对贿赂犯罪实行"均衡性"治理理念的前提下,调整贿赂犯罪罪刑规范内容,慎重处理贿赂犯罪罪量因素的功能,删除行贿罪犯罪阻却事由;修正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增设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科学设计其罪刑规范的基本内容,由此整体提升中国贿赂犯罪惩治的科学性。

摘要：编者提按:污点证人无疑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改革过程中一个非常有挑战性,但却非常实际的理论和制度问题。对此学界已多有讨论。此处文章对污点证人制度的理论基础、制度构成、操作路径及其与刑事政策的密切关联等作了系统全面、清晰透彻的分析与阐释,并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制度设计观点。通观此文,可得污点证人制度之概略矣。

摘要：贿赂犯罪案件查办严重依赖口供,办案模式无法"由证到供"转型,且被调查人妨碍诉讼的风险极高、后果极其严重,需要相对较长时间控制被调查人。然而,刑事诉讼程序存在立案条件高、侦查手段有限、讯问程序限制多、妨碍诉讼预防难等程序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践中出现了初查询问被调查人获取口供的"证人模式"、与纪委"联合办案模式"以及"指定监视居住模式"。这些模式虽然满足了贿赂犯罪的查办需求,但正当性有所欠缺,可能诱发滥权。事实上,犯罪控制理论、程序分化理论,以及打击腐败的客观形势都决定了应当建立对贿赂犯罪的特殊调查程序。监察法通过留置制度、违法犯罪调查一元化、禁止律师介入,满足了办案需要,但在程序设计上溢出了办案需要,改革应当针对贿赂犯罪设置特殊程序的需要为度,包括限制留置适用、规范讯问时间、完善强制措施以及技术侦查措施、保障有限的律师帮助权。

摘要：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可以在贿赂犯罪侦查阶段借鉴和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因素,建立贿赂犯罪侦查阶段检举他人从宽制度,对于加大反腐败力度、促进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规范司法、推动坦白从宽刑事政策的落实等具有积极意义。建议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从交易的发起阶段、参与方、申请的提出者、交易类型以及违反交易约定的处理等方面进行创新设计,以达到加大反腐败力度、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

摘要：商业贿赂的泛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之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威胁。现行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涉及公务贿赂和业务贿赂两个规范体系,立法为两罪所配置的构成要件无法全面反映对商业贿赂犯罪实施刑法规制的客观要求。基于此,有必要完善我国刑法,将商业贿赂设计为并列于前两类贿赂犯罪的独立形式,以此形成我国完备的贿赂犯罪惩治体系。

摘要：贿赂犯罪的泛滥与国际化程度的加剧,迫使国际社会选择更为有效的贿赂犯罪治理政策。在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选择中,实行定罪机制、合作机制与控制机制对等的对称性刑事政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中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政策设计以受贿罪的治理为中心展开,对受贿罪与行贿罪采取差异治理的不对称性刑事政策,在客观上无法有效遏制贿赂犯罪的膨胀。为实现贿赂犯罪根源性治理的目标,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积极倡导并在立法中实现对称性刑事政策的要求。

摘要：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显现出贿赂犯罪刑事法网"趋密"的特征,但其有关"为他人谋利"要件的解释仍不能妥善解决新型贿赂犯罪激增下司法实践遭遇的问题。就广义而言,推定不仅是存在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制度,也是刑法中涉及特殊领域的立法设计类型;为适应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应当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利"要件,从而完成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司法推定(又称事实推定)向刑事立法推定(亦称法律推定)的转变。

摘要：相较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权利导向”的制度设计,《监察法》第31条为职务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创设了更为严格的实体条件,即“主动认罪认罚+附加条件”,呈现明显的“权力导向”。适用条件的差异化导致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混乱,且《监察法》第31条在实践中并非法院裁判时的依据。为此,需从理念、制度和实践三个维度加强监检程序的衔接:从理念维度统一对制度价值的认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职务犯罪的特殊功能;从制度维度明确从宽处罚建议的“柔性”效力,防止监察调查结果对裁判起决定作用;从实践维度构建监察与司法的协调沟通机制,双向提升职务犯罪办案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