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轻罪治理背景下,对于前科制度的优化,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前科制度的预设功能,设计相对系统科学的前科消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减前科负面消极效应,进而发挥前科制度在适应犯罪结构变迁、促进犯罪治理的时代价值。

摘要：在我国当前,为了回应轻微罪数量逐步增多的立法趋势和司法实践中犯罪结构的变化,实现刑事制裁外不利后果的去同质化,应当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和微罪三个层次。关于重罪、轻罪和微罪的划分标准,理论上存在不同认识,应当以犯罪分层的功用为导向,采用法定刑和宣告刑并置的二元标准说。依据此标准,最低刑为3年(不包括本数)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罚的犯罪为重罪,最高刑为1年(不包括本数)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为轻罪,最高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罚的犯罪为微罪。对重罪、轻罪和微罪的刑事制裁外不利后果,应根据宣告刑标准予以差异化设计,同时应根据故意犯和过失犯的不同对重罪的刑事制裁外不利后果予以差异化设计;对重罪、轻罪和微罪的犯罪非既遂形态和帮助犯的处罚范围,应根据法定刑标准依次缩小;对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适用,应根据宣告刑标准在重罪、轻罪和微罪之间予以合理分配。

摘要：当前,我国前科制度呈现出类型日益多样、适用主体广泛、存续时间较长的特征。伴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既有轻罪前科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违反责任主义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困境。基于此,我国刑法应当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立法模式上,应采取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在逻辑基础上,以轻罪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为核心,调和防卫社会与促使犯罪人复归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具体规则设计上,以面向全体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适用前提,并在域外立法经验与我国学界既有方案的基础上,从基本条件、范围、程序和法律后果四个方面建构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此外,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还应兼顾如下配套措施:规范前科制度的立法层级,调整前科制度的具体内容,修改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摘要：为实现对轻罪的科学治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消除前科制度的固有弊端,有必要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宏观层面可从罪刑均衡原则、罪责自负原则和人身危险性原理三方面夯实构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理论根基。在微观层面则要合理划定轻罪前科消灭的适用范围,即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附加刑,或定罪免刑、单纯宣告有罪;科学进行程序设计,建立依申请或依职权的“或选”模式,并由法院参考检察院、司法局等单位的意见作出是否消灭前科的裁决;加强配套制度的衔接:建立司法数据与人事档案、户籍信息平台共享机制,及时删除符合条件的前科信息。应将轻罪前科消灭作为社会矫正的鼓励手段,不断降低社矫对象的再犯罪率,真正实现其再社会化。

摘要：随着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轻罪犯罪圈的扩张、轻罪人数的持续增加已成现实。然而,因为我国的前科制度,大量轻罪案件存在“轻罪不轻”现象,这不仅违反了罪刑法定、罪责自负的基本要求,也有违刑罚的正当性,故有建立前科消灭的必要。前科消灭的立法模式,可以采取“两步走”的刑法典方案:先以轻罪主体为先导,再覆盖其他重罪主体。前科消灭的基本条件,可以罪质、悔改、时间、程序要件为重点设计。前科消灭后,对犯罪人的“规范性评价”不复存在,并恢复刑事与非刑事领域受损的法定权利。为确保前科消灭的效力统一、有效运行,还需统筹刑法上的前科报告、累犯制度,并清理刑法外不合理的前科规定。

摘要：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具有明显的公正优先价值导向。通过构建非线性量刑模型分析177161份故意伤害罪致人轻伤的初审判决书发现,司法实践中表现出明显的“从宽”克制倾向:认罪认罚对轻罪量刑的作用倾向于在“底线”游走,接近量刑情节“坦白”;传统量刑情节仍在习惯性适用,认罪认罚发挥实效的空间不足。在法定主义背景下推动更高层次上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可以考虑,一方面建立认罪认罚分级分类制度,适当加大对轻罪的从宽幅度;另一方面扩大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法定空间,在立法上赋予认罪认罚“减轻”情节地位,破解量刑折扣零和博弈的困局。

摘要：上海外滩美术馆把今年的跨年展给了印度当代女艺术家巴尔提‘卡尔（BhadiKher），带来一场具有独特视觉审美经验，并带有强烈印度文化印记的“轻罪”。

摘要：刚刚以HUGO BOSS亚洲艺术奖作为艺术圈的年末收尾，上海外滩美术馆又在新的一年延续着关注亚洲的热度：国际知名印度裔女I生艺术家——巴尔提·卡尔的个展《轻罪》以此揭开了帷幕!这场为上海外滩美术馆及其相关环境和文化历史而特别规划的展览浓缩了巴尔提卡尔自21世纪初至今长达15年来的涉及现成品、极简主义、抽象主义、以及神话与叙事的不同艺术史传统的创作，力图综合呈现其持续演进并错综复杂的世界观。展览由有着古根海姆背景的桑蒂尼宝达主持，策展人以内部的矛盾、混杂感来解释巴尔提卡尔的作品，但这也同样能代表展览所带给观者的外部感受。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废止为我国建构轻罪制度提供了有利契机。轻罪制度建构不仅体现在刑法中,刑事诉讼程序也需要配套改革以满足提高诉讼效率、快速处理轻罪案件的需要。轻罪快速处理程序建构应当以兼顾公正与效率、人权保障优位和限制公权力的法价值实现为指向,对轻罪公诉案件实行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一体化考量,对自诉案件缩短期限,尽可能简化诉讼程序,兼顾公正和效率,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设计具体程序。

摘要：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既是侵害人身自由之抽象危险犯,又是侵害意志自由之行为犯,前者符合“保护同一法益之上一位阶犯罪”的立法设计,能够证成轻罪定位的合理性;后者的法益侵害流程可察性高,利于发挥法益的构成要件解释指导机能。轻罪立法是为追求刑罚必定性,因而本罪在要件解释时须遵循意志自由行为犯的法益保护向度,严格排除行为、目的等要素的添附;在司法适用时须协调基本犯与系统化罪名群的关系,妥善处理诉讼时效、未构罪情节引发的处罚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