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真实性著称的《人世间》借助个人、家庭、社会的合力构建起了“好人文化”的标准,拷问着每一个观众的良知。不服命运、敢作敢当、为了逐利而一再滑向好人边缘的乔春燕是如何变“坏”的?最终,她还能回到“好人文化”圈里来吗?聚焦给予人们“温暖”的现实生活,以彰显“好人文化”,就是要引导大家做有文化的“好人”。

摘要：读梁晓声的作品,总是很快就陷入对故事悬念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关切中,最终通过各色人物的命运形成对人性、对文化甚至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读《人世间》如此,看同名电视剧亦如此。有人说,“命”是爹妈给的,“运”是社会给的;前者决定着人的体魄和性格,后者决定着人的经历和机遇。而笔者觉得,二者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家庭的变化影响个人的发展。

摘要：《米纳里》讲述了从韩国移民到美国的Jacob一家人从交通便利的西海岸搬到陌生偏僻的阿肯色州后,因建立农场导致家庭稳定陷入危机,祸福轮转、悲喜交替下,仍然努力地在这片土地上创造新身份的故事。它改编自导演李·以萨克·郑的童年生活经历,既有生活的细腻,又有戏剧化冲突,他用柔和的镜头在讲述异质文化下的身份认同故事的同时,通过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塑造了生动的社会边缘人物形象。

摘要：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代表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讲述了失业工人安东·里奇与儿子在罗马街头奔走寻找被偷的赖以生存的自行车,结果却是一场空的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悲剧故事。导演选择了非专业演员以边缘人演绎边缘人物,以“扛着摄影机上街”的实景拍摄的手法追求高度的画面真实,线性而松散的开放性叙事结构,给予观众强烈的真实感。这种聚焦边缘人物困境的手法,从现实社会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整个国家的现状,映射出了整个社会的顽疾。

摘要：采访者: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与文化,您能否谈谈当初选择这一研究领域的原因?同时请您介绍下自己的学术准备以及研究情况?叶凯蒂先生:我是文学出身,从基本的文学训练开始。我在考博士的时候。

摘要：不是我天然关注这些人物,而是艺术天然关注这些人物。所有著名的艺术家关注的都是这类边缘性的人物。因为他们有性格,他们太个别,而在主流社会里,人物都是相像的,比较类型化的。早在2008年4月,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凭小说《启蒙时代》当选＂年度杰出作家＂的王安忆。她为自己终于有作品能够在《长恨歌》多年光芒的掩盖中＂突围＂而面露欣喜之色,对台下媒体的群访也是少有地配合。

摘要：五四以来,处于社会裂变中的湘籍女作家,学习俄苏现实主义作家对于边缘人物的塑造,通过对小人物的性格特点、心理动态、行为方式、生活境况的独特言说,从多个层面表现感知时代、探求人性、寻找生命出口的主题,赋予这群边缘人、多余人以更多的社会价值、文化蕴含乃至政治意义。在借鉴的同时,湘籍女作家又结合本土社会境况作出一些差异化的改变,进而凸显本土创作关注边缘人物、同情下层民众的别样趣味和独特题旨。

摘要：作为八大艺术之一的电影,来源于现实作用于现实。在中国现有的电影消费环境下,商业类型片占据了主导,现实主义电影都较为缺失,更遑论对边缘人物的凝视,而这可能会形成对中国转型期社会问题的逃避和罔闻。笔者通过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历史沿革及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尝试性地提出边缘人物形象的建构路径,期待中国电影能在消费主义的潮流下保持朴实与本真,关注边缘人物,发挥更积极的社会功能。

摘要：2022年春节期间,《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以3.5亿元制作成本拿下高达26.27亿元票房,成为春节档的一匹黑马。影片没有像以往启用具有主角光环的颜值明星,而是让“边缘人物”魏翔作为影片主角,构建了一个微缩社会,以创新的舞台剧人物独白形式展示人物心理,直抵观众内心。《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深受观众与市场的青睐,成为2022年国产喜剧电影内地票房冠军,猫眼评分高达9.1分。

摘要：伊丽莎白·乔利,是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获得者,在澳大利亚后现代主义文学建构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她以独特的视角探讨边缘人物的处境和命运,通过书写边缘人物的孤独与痛苦,揭示他们陷入“被边缘化”的现实困境与身份认同困境的事实,以及边缘人物“被边缘化”的本质。目前,国内学者针对伊丽莎白·乔利的小说《五英亩处女地》的专门研究较少,重点在于探讨伊丽莎白·乔利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价值观。身份问题(Identity)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认为《五英亩处女地》书写了边缘人物的身份认同困境,并深入挖掘其陷入困境的本质,寻求边缘人物重建身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