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采用我国1990-2020年的数据样本,实证研究了边际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消费潜能的关系。结果显示,总体上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对居民消费潜能存在正向影响;同时不同收入渠道的边际消费倾向对农民消费潜能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且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渠道的作用强度明显较高;不同区域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对其消费潜能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性,表现为西部地区强度最高,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强度最弱。

摘要：投资乘数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其中，很多经济学家对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中暗含的一个假定，即假定自发支出而引起的投资乘数效应的整个作用过程是在单位时间段内完成的，提出了异议。因为现实生活中，投资增加所产生的效应往往具有时滞性，即投资增加对总产出产生的影响往往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凯恩斯的这一假定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很难得以满足的。所以，凯恩斯所说的投资乘数更准确地说，应该被称为投资的总体乘数。在实际生活中，大家最关注的不是投资的总体乘数大小，而是投资的增加，对今后一段时间内各时期的社会总产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即总体乘数是如何在一段时间分时期被实现的。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引入相关变量，设计专门的方法对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中关于投资增加而导致的投资乘数效应的整个作用过程是在一个时间周期内完成的假定进行修正，以获得投资的增加在之后对应年份的投资乘数效应的分配。

摘要：近年来,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都有很大变化。将《江苏省统计年鉴》划分的高收入户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各项商品(服务)消费占比,运用ELES模型分析江苏省富裕农民消费结构、消费意愿,深入剖析其消费行为与消费欲望间的偏差。结果表明:食品、居住仍是江苏省“先富”农民消费的重点,但高房价给农村居民带来较大的生活压力;交通通信已成为消费热点,农民对于交通通信以及医疗保健等发展型消费有着较强的消费欲望,但目前,居民对于医疗保健的消费占比仍然较低;农民对于文娱消费意识不足,农村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农民对于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引导富裕农民增加人力资本投入;(2)转变更新农民消费观念,加快升级农村消费结构;(3)加强物价尤其是房价控制力度,鼓励农民增加耐用品消费;(4)提档升级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引导农民增加发展型消费比例;(5)优化乡村教育文化环境,释放农民精神消费潜力。

摘要：一、我国农村消费层次总体分布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已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农村的阶层分化加快。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大体分为以下五种消费需求层次：一是贫困型，这部分消费者的生活尚不能达到温饱，极低的收入主要用来维持基本的生存条仲，具有较高的生存需要消费倾向。二是温饱型，这个消费群体的消费仍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边际消费倾向和实际消费倾向较高。

摘要：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发展迅速,但总量偏低,依旧处于粗放发展阶段,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边际消费倾向偏低,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经济危机凸显出发展文化消费的重要性,据此本文从文化消费研究意义入手,重点考察杭州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现状,为文化消费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摘要：最近,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向全球范围推介日本政策性信贷成功的国际典型经验,日本政策性信贷的成功雄辩地证明,只要一国政府拥有强而有力的行政能力,设计出合理的投资项目,并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科学评估和有效的监控,那么政策性信贷项目完全可以有效地增加投资并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日本的实践经验对那些断言凡政府引导信贷资金投向都不会成功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并从实证经济学的观点证明这种看法并没有太多的根据。 依据现代经济学投资乘数原理,在宏观经济中,投资与国民收入以及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增加投资,必然引起国民收入增长和失业范围缩小,减少投资,必然引起国民收入下降和失业范围扩大。不仅如此,尤为重要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数量的投资额必然带来国民收入若干倍的增加。因为投资增加。

摘要：投资乘数论是凯恩斯根据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卡恩(***)的乘数概念提出的。他要说明投资量变与收入量变的连锁关系,他以消费倾向这个心理因素为基础,认为当消费倾向一定,总投资量增加时,可以使收入高出投资若干倍。他设计的公式:

摘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房地产这个充满地域文化特点的行业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为加快我国房地产的市场化经营和实现国际化管理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具有雄厚资金实力和先进管理水平的外国企业也会给国内企业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在总体政策设计中应以逆周期政策为转型争取时间,以集聚新能量为发展拓展空间。在消费政策方面,重点是扩大有效消费。一方面推动物价改革与提高低收入群体保障水平并举,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提倡理性消费与绿色消费。创造与中高等收入社会相适应的高品质消费品,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欺诈消费,否则鼓励消费只能导致消费流出境外。不宜过度刺激信贷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