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非法集资案件中各共同犯罪人的退赔责任承担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的实践标准也并不统一,如何兼顾集资参与人利益保护与共同犯罪人之间退赔责任的合理分配,已经成为司法机关面临的两难抉择。具体而言,独立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成为当前非法集资案件共同犯罪违法所得处置中最为核心的分歧。刑事违法所得处置是一种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共犯理论亦与连带责任无必然联系,在进行路径设计时,需要克服独立责任中违法所得查明难与连带责任中从犯退赔责任过于严苛的弊端,在最大限度追赃挽损与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构建以主犯连带责任为原则,从犯独立责任为补充的更加科学的处置方法。

摘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已于2021年7月15日生效实施,由于市场监管执法涵盖商标广告、特种设备、食品药品等领域,原不同领域的执法人员对不同领域违法所得的认定存在不同认识,从而出现全国各地公布的相关案例违法所得认定迥异的情形。笔者就价格执法领域价格违法所得的认定问题做些深入探讨。

摘要：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设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这对加强打击腐败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立法指导思想存在较大偏差,制度设计粗疏,缺陷在所难免,如诉讼架构严重失衡,悖离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适用案件范围边界不清,生效没收裁定的直接撤销制度违反了程序正义等。为此,必须加强对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风险控制,首先必须实现立法指导思想从"重人轻物"向"人物并重"转轨的革命性变革,同时要注意遵循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加强权利保障的力度,维持诉讼架构的平衡;建立货币化标准,严格限定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维护生效没收裁定的权威性与安定性,废除直接撤销制度;加强对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检察监督。

摘要：惩罚职务犯罪包括“对人之诉”和“对物之诉”,但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着偏重“对人之诉”的观念,缺乏“对物之诉”的关注。“违法所得”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范围,对其涵摄范围学界争论不一,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广义说”与“狭义说”两种。“狭义说”不利于完全彻底地惩罚职务犯罪,职务犯罪的违法所得应采用“广义说”。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对物之诉”程序,适用“准特别没收程序”,坚持区别情况、有条件的“一揽子移送”原则,明确纪检监察机关在整套程序设计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以优化职务犯罪违法所得的认定和处置程序。

摘要：企业犯罪“违法所得投资收益”没收涉及司法机关介入企业财产权利的范围。对于该种投资收益,“合法财产说”“非法财产说”“二分说”皆不符合刑法规范理论的周延性,同时悖离企业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的时代政策。企业犯罪主体性质、投资去向、时代政策皆会对“违法所得投资收益”没收的规则建构产生影响。“犯罪公司违法所得+资本投机”型违法所得投资收益,难摆脱企业资本本身的投机性质,非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中具体保护的民营主体,对其予以法律保护牵引力不足,应当予以没收;“犯罪公司违法所得+经营投资”型违法所得投资收益,应当予以没收作为“违法所得”的第一桶金,同时对于后续的投资经营,酌情予以没收;“合法公司违法所得+资本投机或经营投资”型违法所得投资收益,可借鉴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设计原则附条件不予没收。

摘要：违法所得是指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的简称,在诉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立法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的概念不清、主体不明、数额计算不统一以及程序设计不完善等。因此,有必要对违法所得问题展开实体与程序全方位的研究,完善违法所得的处理机制。

摘要：违法所得没收之特别程序,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特别程序之一。虽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该程序的启动、裁定结果密切相关,但该程序并不解决罪否与刑罚的问题,在性质上与传统的刑事程序有较大差别,且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缺席审判程序,无法进行有效的抗辩。因此在司法实践不足、法律规定较为原则的情况下,需依照"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一方面严格限定侦查机关在判前对犯罪所得等财物的处置,将财产的最终处置权交给法院;另一方面在公告、庭审等程序设计时,注重对被告人、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保护,正确适用比例原则,准确界定"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之范围,以保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正当化运行。

摘要：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检察机关在该程序中既是申请人又是举证方,同时还是监督者,程序的启动应当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有关重大犯罪,没收程序的举证重心应是违法所得财产的来源和用途。同时,应对检察机关的举证范围以及举证责任划分进行探讨,并设计合理的庭审程序,以保障没收程序的顺利开展。

摘要：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拟在第五编第三章增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即“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同时，修正草案还对没收涉案人员违法所得的相关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

摘要：著作权法实施二十多年以来,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得到不断完善与发展,但实践中出现了过多适用法定赔偿、赔偿数额较低等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损害赔偿过低成为权利人心中的隐痛,如何合理地计算赔偿额也是萦绕于法官心头的难题,更是一个值得关注与讨论的问题。目前讨论大多集中于如何合理适用法定赔偿、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等方面,而较少关注"违法所得"这一基本方法的适用。"违法所得"的适用及其与"实际损失"的协调是解决赔偿额过低的重要方式,更是坚持全面赔偿原则的基本要求。赋予当事人选择适用赔偿计算方式的权利,能更好地维护权利人的利益。目前的法律中已有遏制侵权行为的制度设计,应严格限制惩罚性赔偿机制的适用,以维护公平合理的法律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