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流布甚广的陈独秀、邓以蛰"世交说"是缺乏历史依据的。两人相识很有可能因邓以蛰姐夫葛温仲介绍,陈独秀与邓父艺孙先生开办尚志学堂的合作及安徽公学期间的同事兼好友关系,进一步拉近两人距离,至于安徽公学的师生之谊、陈本人风采和声望,更使得邓对陈是亦师亦友。两人对文艺本质功能、现代中国书画艺术看法的高度一致,根源在于对改造国民性的高度认同,而国民性问题也是陈独秀对邓以蛰影响最为深刻的地方。

摘要：邓以蛰(1892～1973年),字叔存,安徽怀宁人,为清代艺坛宗师、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的五世孙,中国现代著名美学家和艺术史家,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与朱光潜、宗白华一样,为中国现代美学和艺术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晓美术、音乐、戏剧、诗歌等多种艺术门类,特别是对中国古典书画艺术有着精深的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邓以蛰、宗白华二先生各自驰名于北方与南方文坛,故时人有"南宗北邓"之称。但很长时间以来。

摘要："心赏"是古汉语中一个常用的词语,意思是心灵的欣赏,与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所讲的"内在感官"类似。中国现代美学家邓以蛰、冯友兰等人力图将"心赏"提炼为一个现代美学和艺术学概念。王一川在冯友兰和宗白华的基础上,用"心赏"来论证艺术公赏力。"心赏"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美学和艺术概念,而且尤其适合作为艺术学概念,我们可以将"心赏"界定为针对艺术的高级"欣赏",以区别于包含自然、日常生活在内的一般"欣赏"。找到独特的概念,是艺术学学科建构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摘要：引言完颜景贤(1876年3月13日--1926年初)是清末民初北京首屈一指的稀有图书和艺术品鉴藏家。近代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称:"今北京、天津之鉴藏家,当推完颜朴孙(按:即完颜景贤)最有眼识。"[1]邓以蛰称完颜景贤负一世赏鉴之名,为端方门下两大法眼之一。[2]胡适和郭沫若都在著述中提到过他。[3]

摘要：回顾本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的书法美学研究,我们深切感到,这支队伍的人数真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如此之大的学术界,如此之长的时间跨度,能够让我们今人提起的重要人物(其实也是全部人物)仅寥寥数位(如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林语堂、蒋彝、邓以蛰等)而已。而且,就是这寥寥数位,对书法美学的研究亦未做到持之以恒,他们只是在从事其他学术研究时,顺带论及书法美学问题。因此,他们的书法美学研究只是一种‘有限之偶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凭着自身的学术优势,在‘有限之偶涉’中,创立了一门新兴的书法美学学科,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书法理论的研究空间。一、假多向比较高标书法地位时至本世纪初叶,古老的中国书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者,它被视为封建的东西而遭冷遇;二者,它缺乏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不像文学中的杂文能作匕首、作投枪;三者,它在西方艺术那里找不到对应位置,而被某些激进分子斥之为‘非艺术’。因此,其美学地位已‘发发乎殆矣’.

摘要：如果说20世纪西方美学理论的引入以及白话文运动,导致了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某些转变的话,那么,这种转变的最外层、最直观的表现则为一种复杂的新旧词汇更替现象。一方面,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词汇在“白话”的语境中,其原有的意义被逐步消解、模糊甚至流失;另一方面,译介而来的西方词汇在加速传统文艺理论词汇流失的同时,进一步替代、遮蔽了传统文艺理论词汇。

摘要：多年前,叶朗在《胸中之竹》自序中曾指出:“北京大学从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时开始,就有一种重视美育和重视美学研究的传统。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又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美学财富。在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学者,理应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性,要为创立一个体现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和治学风格的新的美学学派,加倍贡献自己的力量。”(1)叶朗本人致力创构的“美在意象”的现代美学理论,便是他在承继前辈学者开创的北大美学传统基础上,追求实现新时代里中国美学新学派建构的具体成果。

摘要：邓以蛰（1892-1973）,字叔存,安徽省怀宁县人,他是清代大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的五世孙.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本世纪初曾赴日本和美国学习哲学,重点进行艺术哲学和美学的学习与研究.邓以蜇艺术学思想有很重要一部分涉及到艺术教育的问题,尤其是音乐教育的功能.他认为艺术的至高境界是一种特殊的力量,达到一种绝对的境界,得一刹那间的心境的圆满.

摘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大量的历代玺印,自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各个时期的印章十分全面。而品类之多、内容之富、收藏之全,举世瞩目。其收藏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清宫旧藏,目前除千余方藏台北。

摘要：时下说影谈戏,每每失之浮浅;更有甚者,纯以‘捧场’为业:论必溢美,评多肉麻。‘赏音会心’者几希! 马叙伦先生《石屋余审·程砚秋》云:‘砚秋之歌,婉转促顿,固自别有所长,其最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