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邵雍的诗学思想基本形成于庆历、嘉祐时期,代表了诗文革新时期诗风转变的一个分支,但其现存《击壤集》绝大部分作品作于熙宁年间,因此他对熙元诗坛影响更大。他的七律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内省自适,一类为外化教人。内省自适源于“颜回之乐”,外化教人源于“孔门之教”,这使得他的七律呈现出鲜明的理学特征。他对于七律的最大创变在于形式,以“吟”体结构七律,使得七律具有了古体的顺畅流走之感,也因过于口语化而失去了七律的形式美,从而将白体七律的语言平实坦易,重视说理写意,不注重诗法的特征推向了极致而形成别具一格的“邵康节体”七律。北宋白体七律的发展流变呈现出一正两变的特征,欧阳修、苏辙、张耒的七律代表了白体中的正体,邵雍七律和苏轼七律则分属两个变体。

摘要：观物之观,在海德格尔的«物»文那里,有认识论之观,有存在论之观,有后存在论之观.海德格尔认为,从最后之观去观,物之物性从未“大白于天下”;观物,就是思物,这样的思是“充满迷雾的返回步伐”,是“无法无天的任意之举”.观物之观,于邵雍的«观物内篇»处,有目观,有心观,有理观.邵雍认为,以最后之观观之,物有其理其性其命,观物即知物之性理与命理,这种观也称圣人之观,即“反观”.如何理解后生存论和易学这两种观物之法?它们有何相通互补、彼此发明之处?也许,回到观物的现象学经验可以回应这两个问题.

摘要：数量庞大的宋代诗歌,承载着宋韵文雅风流的核心文化内涵。今存1400多首邵雍诗作,集中反映了理学家的言理倾向,影响宋代诗坛的发展路径。诗集命名为“击壤”,传达生于太平盛世的幸运以及生活安乐闲适的自得,二者皆为太平社会的成立要素。诗集中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诗人形象,“乐天”的同时取法白居易诗学,书写自己的日常闲适生活。诗人身心清闲,坦诚面向万物,用诗发现物理人情,既写出天然秀句,也倾向言理说教,呈现“以意行文”的创作追求,这恰是宋诗好说理的整体艺术风貌。邵雍诗由表及里发掘日常生活的理性内涵,蕴含着“内圣外王”的现世追求,带动整个诗坛迈向较高境界。

摘要：邵雍吸收佛教"成、住、坏、空"的劫数说,以《易经》"盈虚消长"、"穷通变化"的思想为核心,从先天象数的概念系统中推演出他的"元会运世"说。邵雍研究历史,不仅注意从历史智慧中总结经世之术,而且善于从历史智慧中汲取人生处世的经验。他的《伊川击壤集》深刻地反映了他的历史意识和人生态度。

摘要：朱熹与邵雍是理学家中的代表人物,又是理学家中的重要诗人。在理学家中,邵雍诗数量最多,朱熹诗艺术水准最高。他们都提出自己的文学本体论。与朱熹过于谨严的"文道合一"的文学本体论不同,邵雍提出了"诗乐合一"的本体论主张。这是理学诗学观的两种重要理论形态,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一方面是理学流派差异性在文学思想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是理学家个性差异的表现。

摘要：邵雍是宋代最重要的理学家之一,然而其人其学却饱受争议,其中程朱的评价最为全面系统。程朱对邵雍的评价大致从数与理、知与行、恭与玩、纯与杂等四个方面展开。在数理关系方面,二程对邵雍易数持轻蔑的态度,甚至拒绝与之进行易数上的交流;朱熹没有一味排斥邵雍易数,他所否定的主要是邵雍重数轻理的总体倾向,否定的理由也更具思辨色彩。在知行关系方面,二程认为邵雍其学没有可行性,朱熹则认为其识见太高以至于不肯把实践的功夫做到尽处。程朱批评邵雍玩世不恭的一面,二程指的是性格方面,认为这种"不恭"往往显得"无端",朱熹认为这是由知行脱节导致的,并发现其不恭中有恭,不规矩中有规矩。程朱批评邵雍不符合儒学正宗,二程觉得他"淳一不杂",对他的批评主要在于偏而非杂;朱熹批评其人其学杂有释道的成分。

摘要：通过分析孙原湘的诗作,探讨邵雍对他的影响,认为孙原湘论诗主性灵,主张无性情不可以言诗,而邵雍是一个道学家,两人似乎很难联系起来,然而,孙原湘却是邵雍的异代知音。孙原湘尤钟情于邵诗中的哲理与风韵;而其对邵雍的追随、偏爱与学习又是全方位的——从诗论、诗歌创作到具体的创作过程、意象选择、哲理阐发。

摘要：邵雍既以“成诗为写心”“诗扬心造化”为诗歌宗旨,又富“羲轩之书,未尝去手”的读易经历,其诗歌不可避免地承担起阐述易理的性质功能,以诗写易、以易赞诗亦成为邵雍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写作套路,体现着宋诗“主意”“主理”的典型特色。具体而言,邵雍诗歌别出心裁地借鉴了《周易》爻辞的艺术结构,保存了《周易》语言文字的雪泥鸿爪,开辟了以诗歌承载《周易》哲学思想的别样路径。“苟非先圣开蒙吝,几作人间浅丈夫”,不仅是《周易》哲学对邵雍人生思想的化导与开示,也使邵雍诗歌或有意、或无意地冲撞出一条诗歌苑囿的偏路野径,《周易》与诗歌经由语言文字的撮连牵合,编织为一个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艺术整体,成为“邵康节体”的显著特征。

摘要：邵雍的哲学思想是典型的儒道互补的架构。其世界观和认识论具有道家哲学形式 ;其人性论和伦理学却以儒家观点为内核。邵雍极端重视艺术的社会道德功效 ,这秉承了儒家美学传统。但他又醉心于“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这又带有深深的道家美学思想的烙印。他的美学思想既有重道崇实的一面 ,又有怡情悦性的一面。他深邃而复杂的美学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摘要：邵雍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热衷诗歌创作的诗人。他洛阳的日常闲居生活与白居易晚年的闲适如出一辙,具体表现为对"闲"的自得和对"乐"的倡扬,共同拥有在"中"的状态中求得知足的心态。与洛阳的这种闲乐状态相对应,邵雍诗中不仅反复表达"乐"的主题,而且还积极摹仿白诗平易流畅的美学风格、别具一格的诗歌手法、通俗化倾向等方面,与白居易的闲适诗尤其是归洛后的诗歌极为肖似。由于邵雍在北宋中后期洛阳诗人群中身份的特殊性,他这些接受白居易的表现也具有了某些特别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