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1947)、《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生/王为一,1947)等带有强烈现实性、反思性的电影相比,《小城之春》(费穆,1948)这部聚焦家庭与情感伦理的影片在上映时却因被认为内容空洞无聊而遭到业界长期忽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小城之春》中先锋性的视听语言(如长镜头、景深镜头等)、灰白影调对颓败残垣、压抑情感的记录,以及传递出的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才被重新发现。如今,技术手段与中国美学的结合,也让这部电影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较为杰出的电影之一。

摘要：郑君里翻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为中国演剧界带来了一套完整、系统的表演理论。之后郑君里对斯氏体系进行本土化思考,提出建立中国“现实主义演剧体系”和表演“意象说”。郑君里转型成为电影导演之后,在实践中对斯氏体系进行了运用与拓展。可以说,郑君里完成了对斯氏体系本土化和电影化这两个重大课题。本文旨在从历史书写和艺术创作角度,重新发现郑君里在中国表演(戏剧/电影)理论与实践中的贡献与价值。

摘要：中国文艺现代性品格的历史生成与现实主义的开启直接相关。1940年代,郑君里设计并推动中国演剧现实主义体系的建立,其有关的思与言,细化了影、戏文学现实主义同演剧现实主义的关系,倡议影、戏文学现实主义向演剧现实主义转换,讨论了转换具体的操作流程,对演剧活动中的文学要素给予了价值重估。郑君里由此为现实主义拓展了演剧活动这一新的生存空间,从历史和理论之双重维度建构了中国近现代电影和戏剧艺术的现代性品格。

摘要：郑君里最为重要的导演生涯是在1949年前后到1964年期间,这个时期他的电影作品与政治导向紧密关联,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郑君里是中国早期左翼剧联《最近行动纲领》的起草人,其作品在延续以左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理念的同时,又将政治规训自我内化,不断拓展电影在思想和美学的表现空间。通过梳理郑君里"十七年"导演的五部影片,佐证极"左"政治高压下对艺术创作主体的影响,乃至对艺术家的人身伤害;左翼文化有其积极的时代和社会文化建设意义,但当其要求电影艺术的美学实践依附在强势政治文化下时,也就失去了自身原有的价值和意义。对郑君里"十七年"期间导演的作品进行考察,也为我们今天对左翼文化在当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摘要：11月15日,由上海电影家协会联合中国电影资料馆、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的"纪念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在上海影城隆重举行。来自电影界的艺术家、郑君里先生生前的同事、好友以及他的学生、亲人300多人汇聚一堂,共同缅怀这位著名的电影艺术家。

摘要：在中国电影艺术家行列里,郑君里的名字熠熠生辉。诚如夏衍所言:“每一次想到君里,总为这位艺术家的早逝感到惋惜,像他这样既擅演技,又能执导;既有舞台经验,又有电影实践;既从事创作,又研究理论的多面手,在中国戏剧电影界是并不多见的。他的成就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电影艺术的高峰,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值此郑君里110周年诞辰之际,谨回眸其艺术历程以作纪念。

摘要：1928年,17岁的郑君里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由于年岁尚小,他并没有像当时南国社文人那般由“文学”而“革命”再“文学”的经历,却也受到了田汉和整个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艺术氛围的深刻影响。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浪漫、唯美的纯艺术观念,而这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可以看出,其诗歌和小说作品在诗境的生发、人物情绪的拿捏、故事的叙述、结构的建构等方面已经具备“蒙太奇意识”。此后,他和南国社文人一样,从唯美转向革命,继而从“化妆室”进入“摄影场”。

摘要：1939-1941年,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等一行两次前往西北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此行途中,他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西北社会的政情、民情和社情;同时,他用纪录片的方式记录西北的历史名胜和民众抗日活动,首次通过影视开启国人对西北的另类观感,力图通过艺术的方式激发国民的抗日精神。在他的文字和影像中,西北民众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国家认同感日渐增强。

摘要：一、波西米亚艺术家式的气质与国家"弃儿"意识1928年1月15日,由田汉艰难维持、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上海艺大"发生了著名的"抢夺校产事件":原上海艺术大学校长周勤豪带领两个法国巡捕及一干爪牙前来闹事,抢夺"上海艺大"校产,尽数掳走教具、桌椅、床铺等。此前,周勤豪因学校债务纠纷跑路,时任"上海艺大"文科主任的田汉由学生推举为新一任校长。这次"抢夺校产事件"实为周勤豪失权之后的流氓破坏行径。"抢夺校产事件"发生后,田汉随即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向全体同学宣布:"从即日起,辞去‘上海艺大’校长职务。

摘要：作为电影艺术家,郑君里的电影艺术是伴随着战争的开始而开始的,战争生活的经历以及对人民困难的深切同情与关怀使他自觉地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其经典影片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聂耳》中,郑君里塑造了革命英雄、革命中的堕落者以及底层小市民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从艺术特点来看,其电影多采取戏剧性的叙事结构,在细节之处显真实,一些作品还具有讽刺艺术和喜剧精神.这些体现了郑君里影片中的现实主义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