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究长沙市1999—2019年湿地景观的时空演变规律,综合分析长沙市湿地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特征,以及自然、人为因素对湿地景观格局的影响机制,为长沙市湿地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全球地表水数据(GSWD),结合气象、水文等数据,采用湿地分布信息提取、湿地类型划分和景观格局指数的方法,针对湿地季节性和波动变化特征,对长沙市1999—2019年湿地景观格局的动态演变情况进行长期且连续的监测,分析其长时间尺度的演变趋势以及短期的波动变化特征。【结果】(1)1999年以来,长沙市湿地面积持续增加,其中,永久性河流是长沙市的主要湿地类型。2007—2009年,长沙市湿地景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2008年前永久性河流、湖泊分别向季节性河流、湖泊转化,2008年后出现逆转。2017年以前,长沙市湿地景观格局破碎化程度不断加剧,2017年之后开始逐渐恢复。(2)在自然因素中,长沙市湿地面积受降水和湘江径流量影响较大;在人为因素中,人口的增加和粗犷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会间接导致景观格局破碎化加剧,但政府政策和措施对湿地修复具有强制性作用。【结论】基于全球地表水数据提取湿地信息具有可行性;长沙市湿地面积持续增加,永久性河流及其周边是主要湿地类型。研究结果可为长沙市湿地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重要参考。

摘要：以长沙市31个城市更新片区为案例,基于大数据分析构建了一套普适性评估指标体系,旨在解决片区级城市体检中的数据获取和统计口径问题。通过K-means特征聚类与Radar图分层挖掘将其划分为老城核心类、核心外围类、核心次外围类、风景区高校类和城郊边缘类五种片区,并从更新改造建议的角度进一步归纳为核心/外围圈层类、单维度优势凸出类片区:前者建议通过加强老城功能疏解、推动棚户区改造与产业外迁等方式缓解核心城区压力并释放更多的用地空间潜力;后者则建议依托单项资源优势提高配套设施水平,通过15min生活圈的构建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为城市更新规划提供了片区级别的体检评估框架、类型划分标准和更新改造建议,对面向城市更新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全面分析长沙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化发展价值意蕴、实践困境,并提出行动路向。研究发现,长沙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化发展实践困境主要表现为智慧转型动力不足、供需失衡和辐射面狭窄、缺乏智慧顶层设计。据此,提出行动路向建议:多方参与精益化设计,提升保障能力;合理规划精准化布局,提供物力人力;数据驱动精确化识别,搭建智慧平台,以此助力实现长沙市社区老年公共体育服务智慧化公平、可及、惠及老年人群,加快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现代化进程。

摘要：为保障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安全运行和达标排放,文中选取长沙市某污水处理厂近6年进水水量和进出水水质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该污水处理厂的日均进水量在2018年—2023年3月近6年期间,于2020年达到最低,主要是受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所采取的封控措施影响;当年的进水水质受疫情和降雨量的双重影响,除2022年外,2020年BOD_(5)、COD_(Cr)和SS浓度较其他年份均大幅下降,而氨氮、TN和TP浓度降低相对较小。2022年进水BOD_(5)和SS低于其他年份可能是受2022年相对严重的疫情和干旱天气的影响,管道中污染物沉积进行厌氧水解导致。以疫情初始的2020年数据为研究对象,该年内各水质指标的进水浓度波动范围较大,总体上在冬季相对较高,在1月底—2月底和夏季偏低。实测出水水质浓度均达到设计出水水质标准,其中SS的去除率最高,而TN的去除率最低,改良式序列间歇反应器(MSBR)能够去除大部分的TN和氨氮。进水BOD_(5)/COD_(Cr)、BOD_(5)/TN和BOD_(5)/TP的平均值分别为0.58、4.95和46.34,1月底—2月底受疫情影响出现短暂的急剧变化,但总体进水可生化性较好、碳源充足,可采用生物除磷工艺。在碳源不足时,为保证出水达标,可考虑化学辅助除磷。研究结果可为疫情影响下类似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和运行提供参考。

摘要：数字时代,IP打造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热议的话题,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寄希望于通过打造城市IP来助力城市品牌塑造。研究表明,从城市推广,到城市营销,再到城市品牌,城市品牌战略的成熟度在不断提高。而城市IP是一个城市的缩影,它承载着城市的文化内涵、风土人情、思想创意。在数字时代,做好城市IP打造,是城市品牌塑造的重要环节。本文认为,城市要打造出优质成功的IP,需要了解城市内涵、表达城市风土人情,并且打造城市自有IP。

摘要：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摘要：改造型养老建筑是有效缓解城市养老设施缺乏的方式,也是合理转换城市既有闲置建筑的途径。通过对长沙市3栋典型改造型养老院进行实地调研走访,应用问卷调查收集与现场数据测试的方法解析此类建筑热环境现状,从而获悉室内老年人对热环境的真实感受。进而以数据为支撑建立长沙市改造型养老设施冬季热舒适评价模型,得出老年人在心理与生理上可接受的室内热舒适温度范围和热中性温度,为长沙市既有养老建筑的优化改造设计提供数据参考。

摘要：在界定可持续乡村内涵与系统构成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从共性问题和个性特征2个方面对长沙市乡村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可持续乡村建设模式与路径。结果显示:1)可持续乡村是可以持续为本地乡村居民提供优质的就业、居住、出行、医疗、教育、养老、交往等服务,也能不断为周边城市居民提供健康的农产品、良好的生态产品和文旅体验的乡村系统,包括可持续的农村产业、可持续的农村环境以及可持续的农民生活三大内容;2)长沙市乡村地区存在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主体老弱化、乡村吸引力不明显、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偏低、韧性不强、内生动力不足、居民满意度一般等共性问题,此外,旅游型乡村的旅游吸引力不强,农业型乡村的带农机制不足,传统型乡村的传统文化功能有所衰退、一般型乡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等个性问题突出;3)提出了生态休闲旅游模式、高效生态农业模式、特色保护模式和融合发展模式等4种针对性的可持续乡村优化模式,生态休闲旅游模式通过结合生态化、低碳化和乡土化的发展理念,设计休闲、娱乐、度假、体验、教育等多样化的乡村旅游活动,持续提升乡村生态旅游吸引力;高效生态农业模式通过利用生态化、智慧化技术,促进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与小农户生产有机结合的方式,持续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与农业生态景观功能;特色保护模式主要依托乡村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结合乡村田园风光、农事体验活动和生态环境等乡村特有资源,适度发展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主要凭借城市及周边村镇资源,发挥城市带动作用,实现村镇联动发展。

摘要：城市生态空间梯度变化显式化研究可以帮助理解景观格局-过程关系,同时为城市景观格局优化和管理提供支持。以长沙快速扩张地区为例,基于2013、2017和2020年3期Landsat 8 OLI遥感影像数据,综合运用RS/GIS技术、景观格局指数和移动窗口法,探究最佳尺度上长沙市都市区生态空间景观格局梯度和方向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60 m栅格为最适合粒度,1000 m移动窗口为最适宜分析幅度;(2)2013—2020年长沙市增加的建设用地面积来源于耕地,耕地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削弱。城市绿地和林地最大斑块面积和聚集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破碎化水平减弱。2013—2017年城市生态空间呈离散化发展趋势;而2017—2020年呈集聚形态发展趋势。(3)建设用地为城市中心区的主导景观组分,景观均质性较强;城市副中心建设化水平发展较快,城市生态空间破碎化及多样性程度较高;城乡过渡区景观多样性最大,破碎化程度较高,是城市扩张典型区域,景观异质性强;耕地和林地构成长沙市都市区生态保育区生态屏障。(4)2013—2020年都市区生态空间整体上呈现东北-东南偏移趋势,空间重心呈现东-西转移趋势,建设用地由内向外蔓延,以南北、东西和东北方向最为明显,耕地景观受到较大冲击;林地景观最大斑块面积占比在北、东北、东南和南方向增加,破碎化程度降低。长沙市湘江中部东西两侧区域生态功能明显增强。

摘要：为快速有效地划分长沙市生态修复优先级,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簇—城市化强度”体系的生态修复优先区识别研究框架,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模型、聚类分析、线性回归模型、空间统计等方法,识别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簇,对生态系统服务簇综合服务能力演变和城市化强度变化进行空间统计,进而识别出研究区生态修复优先区,并提出生态修复和保护策略。结果表明:城市扩张大量侵占城市周边土地,致使长沙市主城区4个生态系统服务簇在2000—2020年,有1821个网格(占比为20.15%)发生了服务簇类型的改变;城市扩张破坏原有生态环境和景观格局,致使城市化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簇发展的影响始终是负面的,且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其负面影响愈加明显;生态修复优先区被划分为5个等级,2609个网格(占比为28.87%)需要进行生态修复,其中Ⅰ级生态修复优先区占比为13.53%,Ⅱ级、Ⅲ级、Ⅳ级占比分别为0.58%、12.53%、2.23%。Ⅰ级和Ⅲ级生态修复优先区应注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提升,Ⅱ级和Ⅳ级生态修复优先区和生态保护区则应注重现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保持。该方法能够快速定位高速城市化与生态系统受损同时发生的区域,并为不同分区修复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在提升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同时,降低城市化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