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对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和撤销条件的设置不明晰、附条件不起诉考察监管衔接不畅、附条件不起诉配套制度设计缺失以及社会、家庭等其他原因,导致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中存在种种困难。为提升此类案件的办理质效,可从扩大并明晰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加大有利于未成年的解释力度,加大数字科技等网络技术手段的应用,建立配套保障制度的设计等方面着手。

摘要：立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模式,无论与理论界建议的制度模式相比,还是与实务界试行的制度模式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与分歧。立法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设计的诸多不足亟须改进。对于制度名称混乱问题应统一认识,所附"条件"的设置应科学合理,与其他不起诉制度特别是与相对不起诉在逻辑关系上应区分清晰,检察机关裁量权力的运行控制应重点关注,附条件不起诉的制约和救济机制应充分有效,这样,才能使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真正得以构建和完善。

摘要：中国企业要真正走出去,实现国际化发展,就必须在合规方面主动作为。涉案企业以合规换取实体和程序的从宽激励,是经过多国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治理路径。而附条件不起诉天然契合了企业合规程序分流的激励需求,成为绝大多数国家企业合规的重要程序手段。我国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建立存在现实基础、制度优势,可通过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程序改造以及刑法中企业犯罪刑事责任的配套调整,完成对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具体制度、程序设计,从而为企业合规提供程序法治保障。

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起诉的设计不尽合理,造成了附条件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间关系的混沌,且未能充分发挥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功能。通过对两种不起诉制度之理论基础的探析、应然关系的剖释以及实然关系的分析,应当对附条件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进行改造,从而令二者各尽其责,并行不悖。

摘要：《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摘要：当前,我国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为适应改革需要,法学界愈加呼吁应当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拓宽至单位犯罪案件。在探索设立单位犯罪案件特别程序的改革背景下,未来立法可以考虑以设立单位犯罪治理的基本原则为前提,将特别程序的适用主体从企业扩展到所有单位,采用分案处理的方式解决重罪案件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问题,严格规范合规的罪名范围和启动标准,合理配置考察期内单位的义务条款。同时,有必要对附条件不起诉程序运行机制作进一步的细化设计。

摘要：从维护市场经济、保护企业利益的政策出发,在刑事法制中构建对犯罪嫌疑单位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一个必要、积极的制度选择。构建这一制度,可以从实体法根据、检察权根据和刑事法制与公司企业制度关系三个维度进行论证。这一制度的实施,由检察机关行使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权,由行政主管部门委派工作人员进行监督考察,通过促进企业合规建设进行整改,以实现企业守法地从事经济活动。构建这一制度应秉持"法治一体化"的设计理念,将刑事法制与公司企业制度进行有机结合,进而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保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摘要：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实现有效的轻罪治理成为中国式刑事诉讼现代化的重大时代命题。这一背景激活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轻罪治理功能,其扩大到成年人轻罪案件的制度探索,不仅是因为能够弥补现有轻罪控制模式惩罚与预防的失衡,也是出于满足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最大化的需求,受到国家轻罪治理体系现代化范式转型的推动。德国社会关系修复型为重心的附加条件与美国犯罪行为矫治型为重心的附加条件均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类型设计提供了经验借鉴,两者应并立设置并以修复型条件为前置要件、矫治型条件为核心要件,在具有普适化意义的制度设计时凸显犯罪矫治的治理优势。在适用范围上,实行立法刑期和预防必要性的二元规制;在考察样态上,引入社会力量的共治式监督考察方式;在验收评估上,适用“条件完成+有效预防”双重验收标准的评估听证程序。

摘要：对于醉酒类危险驾驶犯罪行为,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分离、适当扩大适用缓刑或定罪免刑的适用范围、引入相对不起诉制度等多方面的治理方式。但是,这些治理方式要么过于强调严刑峻罚,要么过于偏重保护醉驾行为人,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醉驾行为的有效治理问题。我国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醉驾案件中试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引入了对醉驾行为人的教育培训、交通志愿服务和社区服务等监督考察机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在醉驾案件中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除了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外,还可以实现代替刑事处罚、给予特殊激励、修复受损法益以及有效治理醉驾犯罪的社会效果。未来,要发挥附条件不起诉的上述功能,有必要对相关改革进行理论反思,借鉴我国未成年人案件实行附条件不起诉和企业涉罪案件实行合规考察的制度经验,对该制度作出全方位的顶层设计,使之成为我国处理醉驾案件的基本法律制度。

摘要：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确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该制度实施三年多来,取得了一定效果,如有利于未成年人人格矫正;有利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等,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适用绝对数量少、适用率低等突出问题。造成适用难的因素是多重的,既有制度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但主要是外部环境的原因。外部环境原因表现为理念偏差、考核畸形、社会支撑体系不够等。解决适用难问题的对策从近景来看,应纠正观念、建立科学合理的考察帮教体系、强化考核推进;从远景来看,需要在完善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扩大适用范围,厘清与酌定不起诉的关系,优化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