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独秀是我国新文化运动、近现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及发起人,是我国著名的现代启蒙思想家。刘海粟则是我国最先提出学习西方美术、开风气之先的艺术家,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拓荒者和传薪人。陈独秀与刘海粟相识较早,二人相互仰慕敬重,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相识陈独秀是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者,刘海粟是旧观念、旧艺术的叛逆者,二人相遇之前,已有神交。

摘要：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3年4月14、15、20日江苏高等法院借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对此案进行了三次公开审理。陈独秀等共同聘任“平京法律事务所”彭望邺、吴之屏及章士钊为辩护人,陈独秀也作了自我辩护。1933年4月26日做出判决,认定陈独秀:“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公权十五年。”陈独秀不服提出上诉。

摘要：陈独秀一生与政治结缘，但他对文字学、诗学、书法的酷爱从未曾磨灭。许多年来陈独秀在政治上被贬抑，在突出政治的社会里，作为小学家、诗人、书法家的陈独秀，很长时间鲜为人知。

摘要：“江南目尽飞鸿远,隐约罗浮海外山曾记盈盈春水阔,好花开满荔枝湾”。《二十世纪重庆书法艺术大展》中,挂着一件陈独秀的展品,令人驻足观赏,啧啧赞叹,书写内容便是前面这首意趣幽远的七绝。据资料显示,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时,生活窘困,贫病交加。

摘要：陈独秀与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同一战阵中的战友”,他们在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研究与批判以及对新文艺的思考和探索等方面既有许多相通之处,也显示出各自文化艺术观念的差异。

摘要：“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1879-1942),一生独立特行,狂飚突进,悲沧壮烈。在20世纪的中国巨人中,几乎没有一位曾像他那样历尽炎凉的煎熬和荣辱的极境,留下了后人难以评说的话题。他的灵智和热血几乎全部化作了时代的雷电,只是在文字学、诗歌、书法的家园中,留下了些许柔情的眷恋和宁静的温馨。书法如同一湾小港,供他风雨人生暂避风雨;书法如同一钩月华,为他创伤的灵魂抚摸创伤;书法伴他走过坎坷,走过峥嵘,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息……

摘要：沈尹默以书法闻名。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右任）”之说；20世纪40年代，书坛更有“南沈北吴（吴玉如）”之说。著名文学家徐平羽先生，谓沈尹默之书法艺术成就．“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

摘要：刘海粟与陈独秀的初识是在五四运动后的1921年。这年初，刘海粟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信，说希望他给自己提供一个进京面聆教诲的机会，也想画些北国风光。蔡元培复信邀请他到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去讲学，给他定的讲题是《欧洲近代艺术思潮》。这年12月14日，刘海粟乘坐三等火?（共7页)

摘要：流布甚广的陈独秀、邓以蛰"世交说"是缺乏历史依据的。两人相识很有可能因邓以蛰姐夫葛温仲介绍,陈独秀与邓父艺孙先生开办尚志学堂的合作及安徽公学期间的同事兼好友关系,进一步拉近两人距离,至于安徽公学的师生之谊、陈本人风采和声望,更使得邓对陈是亦师亦友。两人对文艺本质功能、现代中国书画艺术看法的高度一致,根源在于对改造国民性的高度认同,而国民性问题也是陈独秀对邓以蛰影响最为深刻的地方。

摘要：陈独秀认为,在进行“以鲜血洗净旧污”的政治革命的同时,必须辅以对“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的革命。早在1904年,他就在自办的《安徽俗话报》上,有意识地以小说、戏曲、诗词、杂文等文艺形式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把它们作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来使用。 当时的陈独秀以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注意到了戏曲这一艺术形式的宣传对象之广泛和宣传效果之巨大,所以他对戏曲改革问题极为重视。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安徽俗话报》从第3期起,就专门开辟了“戏曲”这一栏目,使这一方面的内容成了俗话报文学作品中的重点。总共只出了22期的俗话报,光剧本创作就刊登过6篇。陈独秀利用这个阵地大声疾呼地亮出了他对中国传统戏曲改革的意见。在该报第11期上发表的《论戏曲》,尤其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戏曲改革思想。他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戏曲改革思想,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3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