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杂技在当代的发展一直没有厘清的一个问题是“就雅”还是“就俗”。双轴关系是任何符号文本所固有的品质,杂技作为身体表意的符号美学,其聚合轴与组合轴的选择与组合造就了其在不同时期的雅俗品质。当代杂技艺术在聚合轴的丰富性上不断做出各种尝试,从身体表意、服装、化妆、道具的配合到叙事内容的意义阐释,有了多样聚合,才有多元文本,聚合轴上的多样选择使得当代杂技呈现出“双轴共现”文本增生现象。解释的力量决定了符号发出者和符号文本的结构方向,解释意义在符号过程中的重要性决定了群众“聚合参与”的可能性,杂技艺术产业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表现之一,时代主旋律因素赋能为其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

摘要：叔孙通是汉初礼乐重建的关键人物,此时的朝会仪、宗庙乐和仪品均由其主导完成。《汉书·礼乐志》将其所制的汉家宗庙乐之《武德舞》《文始舞》系于汉四年(前203)和汉六年(前201)并不准确,此事应发生在惠帝即位后叔孙通第二次担任太常期间。汉初的宗庙礼乐乃是仿效秦制所作,主要适用于长安的太上皇庙、高祖庙,以及各地的郡国庙。正是经叔孙通的努力,汉初的宗庙音乐呈现出崇雅用俗、礼法兼杂的复合样态。

摘要：本文以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灯具为例,讨论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的“工”“巧”观念。作者通过梳理文献中的“工”“巧”概念,揭示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三个传统,即工匠传统、知识传统与观念传统。在此基础上,笔者从功能与使用、意象与感官、工巧与雅俗三个方面,梳理了“工”“巧”观念在中国古代灯具设计上的具体体现。

摘要：赵希鹄在最终定稿《洞天清禄集》时是有所取舍的,且有重点主次之分:第一,前序点题,围绕文房空间系列展开;第二,注重物性本质,文中所选皆日常书房摆件或鉴藏之物,首要讨论其材质与制作工艺;第三,处处在在以物性美学为基点,以士大夫身份点评文物、艺术品的雅俗以及古今之优劣,精英阶层的审美不容置喙,是此著鲜明的论调;第四,文物的真伪考辨,体现物的时间意义,物的涉伪当然还牵涉到作伪手段、考辨真伪细节、市场推捧等诸多环节要素。

摘要：程砚秋作为程派艺术的开创者,对20世纪京剧表演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程派编剧艺术在民国经历了复杂的美学嬗变,与其表演风格的建立息息相关,折射出京剧发展一些关键的历史轨迹。以往学界多侧重对程派唱腔、身段等功法研究,聚焦其表演美学的创造与革新,而对编剧罗瘿公、金仲荪、翁偶虹在程派创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则关注较少。实则三位编剧先后助推了程砚秋在唱词体式上从“诗”到“词”的演进,戏曲风格上从“悲”到“喜”的迁变,还促其引领了民国京剧艺术由“雅”至“俗”的新发展。因此,从京剧文学视角考察程派编剧艺术的嬗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期文人编剧群体的戏曲史意义也将得到部分揭示。

摘要：晚明是一个政治复杂、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的转型时代,传统社会的文人精神逐渐消解,文士们开始在物欲的雅俗之间寻找心灵的平衡,而传统儒家“用舍行藏”的处世态度在无形中将这种矛盾寄托于对器物的审美感受之中。文震亨作为晚明社会文士阶层的代表,在《长物志》一书中对日常器物的选择、使用和内涵进行了雅俗的区分,表现出一种“道者器之道”的思想内涵。本文通过“择物的标准”“用物的态度”以及“观物的内涵”三个层面,将文氏所划定的雅物与传统儒家美学命题进行观照,探讨其对生活之美的本质追求。并在此层面上,以古鉴今,为当今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提供一套可供参考的儒家生活美学方案。

摘要：古人基于社会功用和音乐形态,以雅俗划分琴乐和筝乐。古琴作为文人修身养性的器具,形制、乐曲和行为方式都有讲究,饱含深厚的文化意蕴,是为雅者。古筝音声华丽,乐曲多表现世俗情趣,多在市井流传,是为俗者。古筝弹奏琴乐改编曲,又体现了趋雅倾向。琴曲改编筝曲的特点,从表层上来说,是既有琴的韵味,又有筝的特色,从深层来说,则是使筝由俗入雅。结合琴筝的历史传承及当代发展,琴曲改编筝曲的雅俗问题,应从多个层次来看。第一层,从大的方面,即琴筝的整体来看,仍然是琴雅筝俗。第二层,从当代筝的发展及其曲目建设来看,筝乐自身也呈现出雅俗分化。第三层,从同一首乐曲来看,演奏者的演绎可以或雅或俗。

摘要：一、“周鼎”的启示与问题的提出鲁迅曾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土财主,为追求风雅,购买了一只花纹斑驳、古香古色的周鼎,但没过几天,他便让一个铜匠把这鼎周身的铜绿擦得干干净净。

摘要：“艺术”在中国古代不是一个普通概念，它绝无仅有地横跨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是连接雅与俗、正与变的中间学术范畴。作为“薮”的传统和“衍”的传统的并称，史志列传中的广义“艺术”概念包括术数、方技、工艺三个部分，分别为巫、医、工所专。进入图书目录之后，“艺术”转移并收束为书、画、琴、印、棋，成为士人日常修习的余技。因偏离经义，“艺术”从经部降格为子部，被论定为“学问之余事”；而与经史明确的源流正变关系，保证了它与学问的一体性，从而成为介于雅与俗、正与变、道与器之间的“游艺”之学。中国古代学术并不在意研究对象的统一，琴棋书画实非独立的学术范畴，“艺术”的性质也绝非审美和娱情所能概括。脱离对整个学术体系的考察，很容易出现以西格中、以今律古的问题，抽象术语背后的中西学术体系并不在同一个向度展开。

摘要：《红楼梦》后四十回总体艺术水平不及前八十回,尤其是在人物场域1的建构上。从物象描写的角度来看,八十回前后的林黛玉及围绕其展开的小说叙述呈现出雅与俗的龃龉不合。前八十回中的林黛玉极少关注切身的日常物质细节,以黛玉的话语或视线呈现的物象描写多围绕宝玉展开,用以表现宝黛的感情,同时塑造出一个心系宝玉、襟怀清雅的黛玉形象。后四十回则围绕黛玉展开了更为写实具体的物象描写,让黛玉投注于切身相关的物质细节,沉湎于世俗之虑中;同时,由于续作者对雅文化的程式化再现而悖论性地陷黛玉于刻露斧凿的庸俗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