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意经济背景下探索创意企业空间分布的集聚特征和历时性的演变规律,将有助于创意产业发展和相关规划的制定。选取北京市的创意企业为研究对象,以2008、2013年的统计年鉴数据和2020年的企业信息大数据为基础,利用Moran指数法识别2008和2013年创意企业的聚集“高地”,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分析2020年创意企业的总体和分行业的集聚特征,并利用K函数法分析五环内创意企业的分布影响因素,进而得出北京创意企业12年来“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空间演变规律。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对北京市的创意产业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摘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三厅”)作为战时统合全国文艺界的多党派抗战文宣机构,通过组织深入前线后方的文艺宣传和声势浩大的民众动员活动,铸就国统区文化战线的战斗堡垒。本文从家国大义、政府权威、谋生之需、文艺领袖的号召力等方面探究三厅有效动员美术家群体的缘由,揭示美术家个体选择与时代语境的相互纠缠。

摘要：航运服务企业间存在共生关系,类似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共生的本质是合作,目标是共同发展和稳定共生关系。通过分析九江航运中心航运服务要素集聚的共生关系情况得出共生关系间存在共生关系,但并不稳定,呈现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发展模式。为改善共生发展,建议九江加快共生环境改善,优化共生单元,建立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以提高航运中心综合竞争实力。

摘要：在人多地少的约束条件下,新加坡城市运行高效、环境宜居,成为我国许多城市建设的学习榜样。容积率是城市建设与管控的核心指标之一,研究新加坡容积率空间分布规律,对我国城市规划建设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以新加坡总体规划数据为基础,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评估的方法对新加坡容积率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其整体分布特征上延续“一环一带”的结构,用地以中高强度建设为主,但总体容积率适宜;极值集聚程度上形成了“一核高度集聚、多心均匀散布”的特征;空间分布形态上呈现“中心高外围低、南部高北面低”的特征。造成上述特征的因素有自然环境、历史发展、政府意志、中心体系和公共交通等。参考新加坡的容积率空间分布与管控经验,为了适应我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在用地强度管控上既要使容积率空间分布符合客观规律,也要以高效与宜居为长期目标,突出城市整体强度分区,鼓励建筑向重点地区集中,并通过制度设计加强容积率的管理等。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依托O2O电商平台外卖店铺在中心城区大规模集聚形成“外卖工厂”。除过平台经济、消费需求以及空间成本等多方面的影响外,骑手是促进“外卖工厂”最终形成的重要实体和动态因素。文章基于虚实空间互动的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调查法,揭示了众包、专送2种不同类型骑手在“外卖工厂”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在“外卖工厂”形成的初始阶段,众包骑手促进外卖店铺在大区域分化;专送系统的出现促进不同片区间配送效率的均衡;随着专送和众包体系的日益成熟,最终促进外卖店铺在大站点片区内完成高密度、大规模集聚。骑手作为虚拟集聚引致实体集聚的核心中介,在不同阶段和空间尺度促进了外卖店铺的分化、均衡与极化过程。

摘要：近日,东升路市场B区二楼男装/裤装专营区开业仪式暨2024“布行天下”系列优质男装企业进市场对接交流会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提档升级,新起点,新篇章”为主题,来自江苏、辽宁、广东、浙江等地的服装企业及设计师品牌深入市场,走访首批入驻东升路市场男装/裤装专营区的面料企业进行挑选采购,与商户互动交流,探讨合作机会,促进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摘要：针对动漫产业的特征,研究提出区位租、场域租和网络租交互作用下的LEN集群租金分析架构,提炼出影响动漫产业集聚的文化、市场、政策等八类动力因子,并结合上海张江动漫谷和宝山动漫大场的案例,比较分析动漫产业的协同型链式集聚与依附型孵化集聚两种不同动力促成下的集聚形态。

摘要：若从上世纪末艺术家自发集聚现象算做起源，中国创意集聚区的发展仅仅十几年，历史虽短但是曲折，历经各种磨合，如今终于成为各界趋之若鹜的关注焦点：它是政府倡导的经济引擎，是学者热衷的研究课题，是崛起的创意新贵的身份标识，是普通百姓不懂就显得“out了”的时髦谈资。

摘要：当代艺术家派生地和一度象征自由创作的艺术空间798，从中央美术学院二厂时代的最强劲对手，到后来作为朝阳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最后渐渐形成由不动产业主、入驻画廊、艺术机构构成的商业区域。本文关注的重点便是这样的艺术生态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艺术家，特别青年艺术家艺术行为的变化。2006年，北京政府提出“十一五”期间将文化创意产业提升为支柱产业之后，798、宋庄、上苑等地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或艺术园区。集聚在此的一部分当代艺术家、北漂艺术家的身份的也由此改变。以798为例，它最初是艺术家逃避现实的栖息地，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分为艺术家主导的原创型集聚、设计家和企业家主导的生产型集聚和消费者主导的消费型集聚几种不同类型。它们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的作用机制:自我毁灭式、融合衍生式、辐射拓展式和终端引领式。这些作用机制通过城市再生、结构调整、网络构建和需求创造等路径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的全面转型。同时,集聚区作为政策的"落脚点"和重要的"传导枢纽",相关政策的演进也体现了城市发展的关注点从产业体系到经济系统再到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层层递进中促使城市的全方位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