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判实践中极少运用,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设计不尽完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但仍未有明显改观。本文通过抽取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百件刑事案件为样本,辅之以对法官的问卷调查,以实证研究的进路检视法律设计困境,提出从确立衡平裁判观、补强非法证据排除庭前程序、细化法庭调查程序、明确救济方式、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完善该规则的审判适用程序。

摘要：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随非法证据排除的不断推进应运而生,但因其规则设置中存在核查内容限缩、启动方式受限、核查窗口过窄、制度设计缺陷等情况未能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体系完全兼容。然而跳出思维桎梏来分析该项制度,可知其并非单纯地在排非规则羽翼下细化和落实方案,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补充制度,从便宜性、荷载度、实效性、保护力等多方面考量均具有独立价值。从规则的演进、两种制度间的语境差异、前者的独立价值以及可进一步探索的优化完善方向出发,结合实务,通过对二元判断式规则、场景的预设及对策、数据赋能与人工智能等相关前景分析,提出完善与重塑方向。

摘要：由于相关配套机制不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运行中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建议从进一步培植现代司法理念、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设计、建立健全正确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工作机制、加大配套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改进。

摘要：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设计中,检察机关成为非法证据排除的重要主体,但是检察机关多重角色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带来了一定影响,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除程序规定显得较为单薄,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的使用不够明确。。应从从完善非法证据发现和审查机制等方面对检察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效适用进行规制。

摘要：作为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特色独立监察程序正在得到全面系统的推进。证据是程序的灵魂,有效获取和审查证据是程序存在的根本价值。监察证据内部流转于监察程序,外部衔接于刑事诉讼程序,因此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应有内、外部之分。就内部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就非法证据排除之规定相对笼统,需进一步细化。重点聚焦于证据审核的法律性保障,启动程序之设计应贯彻主体多元化与标准客观化,审理程序应实现线性结构下信息有效沟通,程序结果方面建立差异化的排除模式。就外部而言,法庭应严守刑事法治理念,实现证据审查的实质化,改变管辖以保障法官中立地位,建立监察人员出庭制度及录音录像移送制度。

摘要：长期以来,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问题被认为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在此大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所吸收。立法层面的问题虽已基本解决,但非法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有效实施。从法律适用和制度完善层面来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有很大的改良空间。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说理一定程度上代表裁判文书说理"前沿水平",加之裁判文书全面公开上网,这部分说理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实证研究发现,刑事判决非法证据排除说理在案件审理和文书撰写层面均存在问题,即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位""程序公正意识欠缺""居中裁判立场受到质疑"等问题;判决文书撰写过程中存在"程序法条引用普遍缺失""说理不充分甚至不说理"等问题。程序公正保障制度缺位、文书说理激励制度缺位及文书说理规范缺失是问题根源。应补强与完善程序公正保障及说理激励制度,重点解决法官"不愿说理"问题;结合司法实践设计类型化说理参考框架,提升法官文书撰写能力,重点解决法官"说不好理"问题。

摘要：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真实案例为视角,主要围绕法庭调查程序的启动、法庭初审、控方举证这三个环节,对该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与反思。建议以便于被告人权利主张为思维起点,在创设相关配套性制度方面提供几点完善意见。

摘要：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5年来995份裁判文书的实证考察发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启动方式、证明标准、证明方法、庭前会议与排除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司法与立法相背离的严重问题。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加强律师辩护作用、严格证明责任、通过发布指导案例等措施逐步消除司法实践与制度设计存在的内在紧张。

摘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过程中,排除难依旧是检法共同面临的一大困境。实践中排除难包括非法证据合法地不被排除和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仍影响法官心证两种情形。规则内在缺陷、侦查封闭性、一元化法庭的弊端是排除难的制度原因。司法不独立、公检法间利益纠葛是排除难的体制原因。法意识形态不匹配是排除难的观念因素。当前非法证据排除难的出路破解重在完善制度本身设计、优化刑事司法权力配置和实现法意识形态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