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作为解决民事纷争的重要组成,二者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原则性差别。非讼程序具有不同于诉讼程序的程序机理,程序简单、迅速。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通过适用范围的区分,在程序功能上形成互补。诉讼程序侧重于争讼纠纷之解决;而非讼程序则主要着眼于纠纷之预防。我国目前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界分存在范围不清,非讼程序机理不明等困境,故有必要在明晰程序机理的前提下,对目前非讼程序设计进行完善。

摘要：一、前言抵押权的实现〔1〕是抵押担保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制度价值的最后体现,抵押权实现的制度设计对其美誉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各国法律都十分重视抵押权实现程序的构建,以尽量凸显其促进经济发展之功用。概而言之,关于抵押权实现的途径世界各国大致存在三种不同的立法例,即司法保护主义、当事人自救主义和折中主义。[2]我国《物权法》第19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实现担保物权，严格来说，此处的“协议”方式并非“彻底的自救主义”．因为该法条第2款规定“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仍应申请强制执行．并不能依靠私力强制变现财产。

摘要：在我国,公司纠纷解决机制的单一化与公司纠纷的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非讼程序完全可以成为解决部分特殊类型的公司纠纷的一种快捷有效的方式。本文根据我国公司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针对目前公司立法本身的现状,结合相应案例就股东查阅权、股东会召集权、异议股东股份回购权以及公司解散及清算四类纠纷进行公司非讼程序的类型化分析。

摘要：非讼程序审理的是没有争议的案件,其程序设计目的是迅速、经济的解决案件。但不管是怎样的程序设计,最终都是为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因此,除了对案件当事人采取程序保障之外,对非讼程序中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也应进行一定程序保障,听取第三人陈述,法官对利害关系人进行主动询问,允许第三人对案卷查阅,对处理与第三人有关的权利义务时以有效方式告知第三人。在做出裁判之后,赋予第三人权益救济机会。

摘要：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股东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以及股权分化的日益普遍,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以及股东权益的保障,已片刻离不开股东知情权的行使。由于立法对股东知情权诉讼程序适用的错位,其救济功能已大打折扣。繁琐的诉讼程序使得最终的裁判结果过分迟延,实践中常出现案件虽然胜诉,但当事人权益却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况。本文即从股东知情权诉讼救济的这一现实困境入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检讨我国股东知情权诉讼程序规定的不足,并尝试通过非讼程序的引入优化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为论证这一设想的可行性,笔者从现行司法需求、公司治理理论、法经济学价值取向以及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体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为其寻找确立新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最后在借鉴域外立法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股东知情权非讼程序救济制度,即通过非讼程序审理股东知情权诉讼,并在引入非讼程序的基础上,辅之以检查人选任制度,并对制度设计提出具体构想,以期对立法有所裨益。

摘要：抵押权价值在于保障债权的优先受偿,其核心为抵押权的实现。抵押权如何实现,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切身利益的保护和抵押权担保的交易成本。我国现行立法中统一规定了抵押权的非讼实现程序,缺乏满足不同性质抵押权实现之需求的个性化程序规则,加之具体程序模糊不清,使得抵押权实现无法达到真正的高效、便捷、低廉。在域外立法中,多数国家或地区对不同种类担保物权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实现程序。通过对不动产抵押、动产抵押、权利抵押进行类型化考察,针对不同性质的抵押权设计不同的非讼程序规则,对确保抵押权的快速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近几年,学术界对人格权禁令制度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在人格权禁令的适用程序上仍然存在争议,本文认为,人格权禁令是区别于行为保全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格权独立保护制度,是人格权请求权发生作用的方式之一,是实体法上禁令。人格权禁令是诉讼案件,考虑到人格权禁令的特点与诉讼程序不相符合,因此人格权禁令适用非讼程序,基于非讼程序设计具体的规则。

摘要：比较我国破产法的几次修改文本,可以发现进一步重视破产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是我国新一轮破产法修订工作的重要议题。而债权确认作为债权人实现分配请求权的基础,其程序设计应作为本次修法工作的基础课题予以对待。我国破产法律体系轻视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传统通过《企业破产法》的具体规定得以外化,至于文义解释框架下我国破产债权确认程序呈现出肇端委赖自治、司法有限释明、裁定方式确认、趣旨有效维稳四大特点。司法实践的不当操作,使得破产债权确认程序所固有的局限性被进一步地放大。径行裁判向书面审理逃逸使得破产程序安排有滋生程序不利益之虞,通过传统非讼程序确认破产债权的不足之处得以显露。基于课以协力义务与落实间接强制机能的需要而允许人民法院在债权确认程序中适当介入,决定了对我国破产债权申报程序的改造应重申争讼化与直接化路径,也决定了实现审理与执行程序与破产债权申报程序相衔接应坚持引导化改造方向。

摘要：仲裁裁决撤销程序既是仲裁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寻求司法救济的一种方法,也是国家对仲裁进行监督的一种手段。我国现行的仲裁裁决撤销程序由于过于偏重效率,而忽视了对当事人权利的程序保障。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没有意识到撤销裁决程序中存在的争讼性,简单地将该程序的审理非讼化,完全否定其程序的诉讼特性。正因为如此,在程序设计时,便只注重了效率性和非公开性这些非讼特性,而忽视了程序的辩论性、对审性,也就必然缺失相应的程序保障,导致了审理程序的行政化和简单化,使其程序正义性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从应然的角度论,仲裁裁决撤销程序应具有诉讼与非讼两种特性或双面性,因此,应当根据这一双面特征重构和完善我国的撤销审理程序。法院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在审理中裁量适用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和庭审证据调查原则,而非完全排斥体现对审辩论的这些方式。也正是由于没有意识到撤销程序的这种特性,在程序设计时也就缺失了简易的裁决救济程序--即时复议制度。

摘要：人格权禁令的请求权基础并非诉权,而是实体法上的人格权请求权,是人格权防御性的外化形式。人格权请求权的绝对性决定了人格权禁令具有独立性,不以当事人提起诉讼或仲裁为维持效力的条件,一旦发布便持续具有实体法上的约束力。因此人格权禁令不是民事诉讼上的行为保全,不属于诉前禁令性质。为实现人格权禁令及时制止妨害行为,让人格权回复圆满状态的制度功能,其审理核发程序应服务于实质公平、高效快捷的需要。人格权禁令程序是一种介于诉讼与非诉讼程序之间的独立程序,应当交错运用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法理设计人格权禁令的申请、审查和救济程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