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陆法国家合同法律制度现代化变革进程证明,在大陆法背景的合同法律制度中,可以建立与英美预期违约具有类似制度价值的履约救济机制。这一机制应与大陆法履行抗辩权制度形成功能互补、效用协调的履约救济和谐架构。我国《合同法》上预期违约与履行抗辩权制度并存建构存在不安抗辩权制度属性模糊等设计缺陷,应通过对不安抗辩权原因事实作更为原则的规定等措施予以完善。

摘要：大陆法上的不安抗辩权与英美法上的预期违约,在制度价值取向上都有保护缔约方期待权之旨意,功能上也极为相似。但除了制度功能上的相似之外,两种制度在概念外延、本质特征、理论体系、违约救济及历史渊源上均有明显的差别。从制度设计上看二者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也不存在相互替代的可能,本文试以比较的方法探讨其特点和异同,并从功能和价值上论述其存在的必要性。

摘要：合同解除制度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具有重要意义。《公约》预期违约制度主要借鉴英美法中的相关规定,文章通过英美法与《公约》的比较,对《公约》预期违约下解除合同的规定进行评价。我国《合同法》中预期违约制度的设计直接参考《公约》,却存在较多疏漏之处,应予以完善。

摘要：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制度是债法上为促进合同双方全面、按期履行合同义务,防止不诚信或欺诈而设计的制度。两者分别借鉴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是我国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中多有交集与矛盾之处,造成法律理论的不清和实务中的混乱。故必须在法律概念、理论与实务中厘清两者之间的异同。以期解决纠纷,促进合同的履行,维护交易的公平与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行为的良好运行与发展。

摘要：不安抗辩和预期违约分别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在保护守约方使其提前获得救济,防范合同成立后至履行期到来前出现的履约风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合同法中不但赋予当事人不安抗辩权,还建立了预期违约制度,对此学者们存在诸多争议。我国合同法以大陆法为基础,并吸收了国际立法在预期违约上的先进之处,设计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不安抗辩和预期违约制度,二者之间的过渡衔接合理,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

摘要：预期违约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是指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届满前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预期违约分为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两者在构成要件和救济方式上都存在一定区别。我国合同法对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同时作出了规定,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需要在司法和立法方面进一步完善。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处于初创阶段,企业及个人的信用利益缺乏征信制度的约束,造成合同履约率极低。1999年新的合同法实施后,为增强合同履行的效率,保护善意的权利人,特别设计了两种全新的保护机制:参照大陆法系的规定,赋予先履行义务人以“不安抗辩权”(unsaferightofdefense);参照英美法系,针对履约准备过程中出现的恶意毁约行为,或在履约条件严重恶化时,赋予合同相对方提出“预期违约”(AnticipatoryBreachofContract)请求,进而解除合同的权利。这两种法律制度在新型的法律实践中,有一定的异同。

摘要：先期违约是一种重要的违约形式，在其确认与处理问题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分别设立了预期违约制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二者在适用范围、条件、事由、救济方式等方面各有其规定性，体制设计上也各有千秋。新《合同法》一并引进了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并对其进行了改造，从而构成了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期违约制度，是中国立法技术上成功的范例。

摘要：《民法典》对履行抗辩权的立法构造,系以“履行顺序”作为主要的区分标准。同时,将大陆法系上的不安抗辩权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予以杂糅并立。从体系视角进行观察,既有立法导致我国的履行抗辩权在外在体系上存在概念不周延之嫌,使得部分应调事项难以涵摄其中,使得同一待调事项出现两套适用规范;内在体系上出现违背公平原则的问题,使得整个制度的设计出现价值引导上的偏移。通过法教义学上的理论阐释,运用解释学的基本研究工具,可以通过消除“履行顺序”的影响以及明确制度适用的具体情形的路径,达到解决既有问题的目的。为彻底消解既有争议,未来可考虑通过出台《民法典》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形成履行抗辩权规则的具体适用规范。

摘要：预期履行不能作为一种特殊的违约形态,与预期拒绝履行共同构成了我国《合同法》上预期违约的形态。从预期违约的适用形态考察,预期不能履行在学理上可以被认定为预期违约,但在我国立法中并未被实际确认。在此前提下,我国《合同法》所确立的预期履行不能与不安抗辩权并存的制度结构安排,尽管会引起制度之间的部分冲突,但仍可用原因进路和救济进路的划分标准予以解释、界定。民法典的编纂为两项制度的衔接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