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财政事权的动态调整必然伴随着支出责任的相匹配。在这一过程中,预算法治不可或缺。一方面,预算法治将为财政事权的动态调整提供财政保障;另一方面,预算法治也是一种监督、约束机制。检视现状,无论大、中、小规模的财政事权动态调整,都与预算法律制度存在不相容之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目前财政事权的动态调整并不完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需求侧的弱化造成了预算法治无力在制度架构层面给予积极回应。因此在下一阶段的制度设计过程中,从宏观角度来说,应当将财政事权的动态调整纳入法治轨道,并积极落实中期财政的制度目标;从微观角度来说,建议打通“四本预算”,充分实现预算法治的财政保障职能,并从中期财政向中期绩效迈进,做到预算对财政事权动态调整的全面监督。

摘要：中国预算公开实践显示,法治化是预算公开的必然选择。预算公开法治化的实质在于实现预算权的规范化。现代法治国家预算权规范化的发展先后诞生公法进路和私法进路,但当前中国预算权的配置与监督在两条进路上都面临着一些困难。中国预算公开法治化的发展理路需结合财政分权体制,地方与中央政府预算权的规范化设计应分别通过社会参与预算主体的构建及其程序保障机制的完善与预算公开监督权力的规范及其救济机制进行修缮,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预算公开目标之实现。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改后,地方发债合法化,但地方既有债务未能得到妥善处置,而且新增了大量的隐性债务,两者叠加积聚成为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对此,首先分析其制度成因,这需要对地方发债制度本身进行检讨。受存量债务、权力配置不清、权力清单不明以及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地方发债制度在具体设计中背离制度设计的基本逻辑而出现异化,为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形成埋下了制度隐患。其次,在地方发债制度的运行中,地方发债合法化附带强化了地方债务的政府兜底预期,并且地方发债行为具有多重目标,加之监督与制约缺位,这样,地方极易越权发债,形成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最后,地方发债制度据以推行的制度前提都处在建构过程中,也影响到地方发债制度目标的实现与风险的防控。因此,要在制度框架下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进行一体化法律防控,除了完善地方发债的相关制度之外,还要进一步规范地方发债制度的运行、完善制度前提的支撑以及提升地方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