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宗羲认为,作为遗民的士人,其"节""只在穷饿","抱道不仕"而"止于不仕"异朝,这与为故国尽死节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决意一死、不顾其他并非唯一选择。傲活人世,竭力著述,不仅从制度设计上"条具为治大法",而且从更深的层面提出学统重建的观念,弘扬学术真精神,激发士人学术承担意识,提倡经世的豪杰理想人格与"知行合一"式之实践伦理,是他极力守持的"道民之正"。由此出发,他批评了晚明以来士人逃禅等风气。

摘要：黄宗羲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明清实学是他启蒙思想的思想渊源之一。黄宗羲通过对历史实事求是的研究,提出了对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彻底否定的思想。同时,在以“实学”求“实用”的精神指导下,黄宗羲对未来的理想民主社会进行了设计,成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革命的重要理论。在黄宗羲的思想中,实学精神与启蒙思想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

摘要："学校"之设计是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其核心在于对传统政治中之政教、政学关系予以一种具体的制度性规划,堪称儒家政制理念中关于政教关系问题的经典论述。具体而言,学校之功能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作为精英再生产与政治伦理养成的重要场所;其次,作为公议中心与政治权威之所在;最后,也构成了基层社会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由此,学校既体现了"道统"在制度层面对于"政统"的规约,也展现了"教"在塑造基层社会风俗、秩序方面的意义。

摘要：黄宗羲,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潜心著就《明夷待访录》,其目的是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阐明封建帝王制度的弊端,设计出理想的政治制度。他具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思想。《明夷待访录》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闪露着新思想的锋芒,堪称为17世纪的中国人权宣言。尽管学界已对《明夷待访录》进行多方位和多视角的论述,但仍不全面,本文试就其政治构想进行简要梳理,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摘要：中国古代在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框架下所提的地方自治学说,特别是明清之际思想家的观点,仍影响着包括法学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封建制与郡县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地方统治者世袭,至少要由本地人治理地方社会,而后者的实施则依赖流动性较高的普通官僚。支持封建制的理由包括:其可防范和化解中央政权的危机,减轻人民负担,本地统治者更加亲民等。支持郡县制的理由则包括:封建制加重人民负担,导致外侮,使人才无法脱颖而出等。民初以来,学界一般认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地方自治设计意在限制君主权力,而忽略了他们的创见实际是结合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优势,利用边疆的地方政权抵抗外来侵袭。这虽是一个权宜之计,但颇值得重视。至于对抗专制统治,则并非此种地方自治的主要意图和现实功能。

摘要：《白门柳》在解决史与诗的关系的一系列涉及艺术规律的问题上，提供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艺术经验。它实现了诗与史之比较完美的结合，作者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反映明未清初那个“天崩地裂”的时代的历史真实及主要历史人物的一生行状方面，既做到了忠实于历史事实，又展开了诗情的艺术想象，创造出使人兴感怡悦的历史诗篇。这里成功的奥秘在于，作者实际上并不自拘于“书必有据”，而是能在基本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驰骋艺术想象，塑造了以黄宗羲、钱谦益、冒辟疆、柳如是、董小宛等“生机灵趣泼泼然”的有历史深度的艺术形象，并在营造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氛围，使人物与时代氛围融汇无间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摘要：学界过去对《学校》的专门研究较少,多拘泥于民本与民主的定位之争,盛赞多、批评少。而本研究重新归纳并评价了其学校制度设计,包括劫佛老以济儒、并蓄历法医学;由公议选出学校领导者,使之摆脱行政化;维护清议,普及教育;学校议政,为政者北面问学;贵胄子弟自幼共学,尊重政治世家从政经验,等等。他一面追求清议自由和公议精神,一面又要求文化专制、以儒家思想控制公议导向,这就陷入了自由与专制的悖论之中。且学校议政的形式与雅典原始民主导致多数暴政的逻辑相似,可能使学校沦为以权谋私和朋党之争的不洁之境。黄宗羲虽然有较强的“非君”倾向,但他从不希望废除君主。他汲取了儒家民本思潮的精华,并非晚清变革人士所声称的那样鼓吹民主启蒙。民本与民主分属两种文化价值体系,无法相互转化。黄宗羲的学校制度设计力图实现权力运作的理性化,但也遭受了一些批评。今人应在结合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切不可生搬硬套。

摘要：李渔以其特殊的经历、人格以及出众的艺术才华，标举起异端大旗。他所选择的卖文糊口、托钵干谒的生活道路和他讲求生活情趣与物质享乐的人生哲学，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晚明文化风尚在清初社会里的印迹和影响。在清初特殊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李渔的浪漫轻狂则被视为怪癖和滑稽，而他之举起异端大旗，又确有几分伪饰与游戏的态度。时代的限定和人格的缺陷，注定他的个人悲剧。他作为晚明文化的肖子出现，也标志着异端思潮走向了时代的谬误。

摘要：浙江余姚黄宗炎（1616—1686），生于明末诗礼官宦之家。少时受教于胞兄黄宗羲，及长师从节义大儒刘宗周，奠定了宗炎一生学术方向与人格精神。早年，宗炎事场屋之习，修科举之业，声闻远播，与兄宗羲、弟宗会合称“浙东三黄”。明清易代之际，他捐顶踵以酬旧朝，几度陷于锋刃险难，此后甘于惨淡清苦，不食清粟，自称“鹧鸪”远处江湖。黄氏一生作诗写文，并有易学、医学、小学著作多种，此外还从事篆刻、绘画、书法等艺术创作。本文略考宗炎著述崖略，举其遗篇，望于今之研读者有所助益。

摘要：在清代文化政策的高压之下,《明夷待访录》始终处在思想潜流之中。道咸之际,《明夷待访录》在广东和江南重新刊刻,这些刊本的背后代表着抄本的积累以及学者思想旨趣的转移。新见薛福成和袁昶的抄本以及其他《明夷待访录》抄校本,不仅体现了抄本与刻本的接力,更展示出咸丰以降士人群体转相传抄《明夷待访录》的盛况。同治年间以金陵书局为中心,士林形成了抄录、阅读和讨论《明夷待访录》的新风尚。然而学人对《明夷待访录》中的制度设计充满了困惑和异议,对其的否定和批评构成了时代的一般看法。撰成于清初而到晚清大放异彩的《明夷待访录》并非百年无闻,而是以抄本形式隐隐流传,士林对其的认识亦曲折多变。借由多部新见《明夷待访录》抄本,不仅可以一窥抄本文化中展现的思想活力,同时可见清代中后期士人政治理念的分裂与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