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作人对蔼理斯的接受,不仅有知识学层面,亦有人生观层面。这样一个互动过程并不是单向度的移植,而是衍生出许多新质。本文运用“以对象为方法”的理念,考察周作人如何利用蔼理斯的学说解决1920年代所面临的难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蔼理斯“道德艺术化”的学说与周作人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的思路相契合,生成了“科学道德化”的新启蒙路径;二、当文学与革命、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成为1920年代周作人思想体系中异常冲突的概念,蔼理斯“生活即艺术”和“个性的文学”冲释了这种拮抗作用,帮助他确立了文学的内在价值;三、蔼理斯的“耽溺“”净观”拆解了与传统“礼”的对立,为周作人提供了构建新的主体存在方式的策略。

摘要：1920年代的中国电影明星已有文化现象面貌,它在工业生产的纬度诞生了类型明星,在都市文化的纬度产生了具备现代性含义的明星与演员,已与社会发生精神交集;演员出身的多样化是由于社会对于演员这一职业的认同仍旧暧昧,交织在职业、爱好、政治和谋生等各种复杂动机之中;电影表演的写实主义初现,但是尚未完全掌握方法 ;女性演员的出现,评"花谱"和"吸毒"现象,包含有丰富的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政治、文化、产业与社会的信息以及密码,既作用于当时,又绵延于后来,对中国电影及其表演产生了或显或隐的内在深刻影响。

摘要：作为我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的第一个高潮,1920年代的历史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运用现代变态心理学揭示人的骚动不安的深层内心世界。其变态心理视角主要体现于对情感错位和人格错位的展示和反思,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人文现象,具有较强的启蒙意识和认识功能,对于促进国人的现代化和"人的戏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摘要：1920年代传播研究兴起的前夜,有大量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从不同的观察立场和视角出发,对人的交流困境进行了探讨。在欧洲,"传播"的问题即"人"的问题。学者们无论来自何种学科,研究立场与方法存在怎样差别,他们的关注所在,始终是"人"以及"人的存在价值本身的唯一和不可证明性"。就美国本土而言,1922年李普曼《舆论学》的出版,1927年杜威《公众及其问题》的问世,使传播研究在美国发端。相较而言,杜威与欧洲思想的对接更为直接,在他那里,"传播"的问题依旧是人的问题,但与同时代欧洲学者的研究路径不同,他用"价值判断可测量"的逻辑和方法证明价值研究可行且有意义。价值、情感等因素变成了可量化、可证实的东西,从而失落了"传播"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之探讨本身。同时,这种论证法则也成为了美国传播研究对欧洲传播思想的创新和发明。这条线索,与李普曼成为美国传播研究从"交流"到"控制"的转向之关键点一起,一隐一显,成为美国传播研究共同的思想资源。

摘要：19世纪的法国画家米勒之名,最早在《新青年》(1919年)中以"易卜生主义"的面目传入中国。它在1920年代的中国文坛的广泛影响,使得米勒扮演了与新文学演进并行的美育启蒙的关键角色。米勒对中国文坛的播种,契合着新文学自身的演进:从"文艺复兴式"的精神诉求转向文学形式的自觉,而后又从纯文学的建设转向1920年代后期的艺术主体的诞生。在此过程中,米勒与新文学之间形成了历史的互文关系:文学与美术、形式与内容、"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于是,美育启蒙的进程与新文学的演进一同构成了1920年代的一条隐秘脉络。

摘要：文章采用符号学和比较学的研究方法,对1920年代我国与西方女装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尚异动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认为虽然两者的服饰风貌相异,但均呈现了以小为美、以简为美、以动为美、以素为美的审美特征,这一现象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是相契合的。

摘要：象征诗派内向聚敛式的感知方式,实现了诗意的现代性转换;它以暗示与象征构筑的朦胧效应,它的音乐美与绘画美统一的形式自觉,它的翻新语言的陌生化革命,在促成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生长的同时,冲击了诗坛的无治困窘状态,为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艺术启迪。

摘要：1920年代,随着中国本土电影产业的兴起,一些女性交际明星和摩登女郎进入电影行业,成为电影女明星。在电影公司这样的现代企业中,明星个体也是现代科层制度下的普通职员,同样需要为了工作而奔波忙碌。然而,当时主导本土明星生产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在文化经验和认知方式上已经落后于电影女明星的实践,他们并未发觉电影女明星的劳动属性。1930年代,这样的生产观念发生明显转变,电影明星作为都市工作者的身份开始被强调。

摘要：1920年代的中国美育理论界围绕美育的基本范畴、概念进行探讨,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有机结合了起来。在介绍西方美育思想,批判西方艺术教育思潮,为中国美育理论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的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美育实施方法,关注儿童的艺术教育/美育问题。专业学会、团体,创办专业期刊的建立,蔡元培的政治、文化、学术声望,为这一时期美育理论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摘要：田汉喜欢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题材进行创作,这使他1920年代的剧作表现出很强的直喻性,从他的处女作《梵珴璘与蔷薇》到后来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古潭的声音》、《湖上的悲剧》、《南归》等剧作中,我们能看出田汉和他的苦难的主人公之间的密切贴合。田汉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艺术和爱情进行了自喻化的书写,传达出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普遍具有的孤独和苦闷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