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合同法》根本违约制度借鉴了cisg根本违约规则和PICC根本不履行之规定,《民法典》基本继受了这一立场。我国根本违约制度存在的问题是规则设计较为简单,其辅助性规则宽限期制度与根本违约的关系也不甚明了,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PICC第7.3.1条规定的根本不履行制度是对cisg根本违约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其通过概括加列举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了根本不履行的界定标准。PICC第7.1.5条对宽限期制度的规定澄清了根本不履行、宽限期及合同解除的关系。通过对PICC规则的学理与判例分析可知,“实质剥夺非违约方的合同期待”是判定根本不履行的原则,具体案例再结合PICC列举的具体标准加以判定。违约方可预见性标准是构成根本不履行之例外,宽限期制度与根本不履行的认定无关。上述判定原则及认定标准对我国《民法典》根本违约制度之完善有重要参考价值,可予以借鉴。

摘要：不同于传统合同的表现形式,智能合约完全以程序编码形式表示,其执行环节脱离缔约方由代码(CODE)控制,因此讨论智能合约缔结时的法律问题尤为重要。智能合约体现了区块链的去中心化、透明性、可追溯性、即时性和不可撤销性等特征,在现代数字交易中产生积极作用。本文以国际法视角,立足于国际商事合同领域适用最为广泛的统一实体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讨论智能合约在当前法律制度下,特别是在cisg下的对接及适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智能合约所体现的区块链技术的制度成本及法律限界。从合同构成看,完全以代码形式表现的智能合约能够满足cisg项下要求的要约和承诺条件。从cisg的立法目的出发,智能合约的应用能够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国际商事发展,以智能合约方式形成的国际商事交易能够适用cisg,智能合约在cisg项下合法有效。然而在现有实践亦可以看到,智能合约在交易中普遍适用尚存在若干法律规制,法律成本较高,智能合约尚不能无条件广泛适用于国际商事交易。

摘要：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是合同法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合同一旦被解除就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对此国际法律文本和我国合同法都作出相应的规定,但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比较分析国际法律文本中的有关规定,以及结合我国合同法的具体规定,对我国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效力条款进行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