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DS543案使得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泛化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本案中,专家组片面解读公共道德与经济目标的联系,对关税措施是否被设计为保护公共道德采取回避态度,并拒绝对关税措施是否应局限于违反公共道德的产品发表意见,模糊了公共道德与经济政策的概念,强化了公共道德例外的泛化倾向。公共道德例外泛化不仅导致wto在类案中适用条约解释产生差异,还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道德帝国主义主张行为豁免的依据。wto应在价值平衡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公共道德与经济关切的差异,并对公共道德目标、有关措施结构与设计的证明和审查标准作明确规定。中国应善用国际法规则抵制泛化公共道德的单边主义行径,同时吸取美国教训,利用合法手段维护中国道德权益。

摘要：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处理 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组织,其本质是利用多种协议约束各成员的贸易政策,确保贸易自由化。我国加入wto后,要真正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改革现行涉外经济管理体制。 总体设计 加入wto后,我国根据承诺的义务和国际规范,改革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是一致的。本届政府机构改革在精简机构和人员方面已产生明显效果。

摘要：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开放的中国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是我国的战略选择，世界也需要开放的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这是历史的必然。工程设计咨询业作为工程建设事业的龙头，在这机遇与挑战同在的时刻，必须把握机遇，做好准备，迎接挑战。……

摘要：wto四项原则之下,我国广告市场首当其冲。外国商品和外国企业进入,我国广告经营额将持续扩大,是喜;外国广告公司,跨国广告公司及传媒集团抢夺我国广告市场主导权,兼并和控制本土广告公司和广告媒介,是忧;忧为主,喜次之。分析入世对广告公司、广告媒介和政府广告监管冲击,提出应对策略,即:构建广告集团、加速媒体产业化进程、强化广告行业自律、开展对外国广告法比较研究。

摘要：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是wto改革的重要内容,各成员已经提交了多个改革方案。基于1989—2020年的GATT/wto争端解决数据和贸易数据,采用PSM-DID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争端解决程序(机制)整体上具有贸易促进效应,证明GATT/wto争端解决具有正的外部性,揭示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取得成功的经济学基础。然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经济效益虽较GATT有很大提升,但是仍存在南北落差,对中美欧等重要成员的贸易效应也不尽一致,成为各方改革主张大相径庭的经济动因。中国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获益方,较好地执行了争端裁决,应积极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尽快恢复正常功能,避免倒退回GATT时代。

摘要：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成人艺术设计教育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应探究基于设计学科特点与成人学习特点的教育定位,将优化整合课程、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倡导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理念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促进成人艺术设计教育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入世”是中外广告文化交流、渗透的过程。广告传播参与的各方都应充分认识广告的文化传播作用,自觉地负起文化责任,对广告进行正确的文化定位,让广告在传递商业信息的过程中产生积极的文化影响。本文分别从品牌文化的弘扬、我国本土广告公司组织文化的规范、我国广告管理制度体系存在的不足,以及广告的伦理准则、职业道德问题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等方面,提出了广告传播中品牌文化、组织文化、制度文化和伦理文化铸造的提纲挈领式的对策。

摘要：我国加入 wto后 ,新闻媒体必须把广告经营上升到为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的战略高度 ,以全新的广告服务和广告策略占领全新的广告市场 ,并提出了“广告覆盖市场化”、“广告经营科学化”和“广告服务深度化”的广告经营新策略。

摘要：国有企业条款的引入是国际经贸规则的新趋势,其不仅借鉴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边境内”措施规制框架,而且融合了美欧自由贸易协定(FTA)竞争政策章节的宗旨和特点。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国有企业章节为例,国有企业规制覆盖的实体范围广泛,设定强化的商业考量、非歧视义务和针对性的反补贴规则,提出较高的透明度标准,同时体现出竞争中性理念的硬法化趋势。中国在这一议题上的主要实践始于对“wto+”承诺的接受,经过探索与转型,逐渐转变为积极参与。中国应审慎看待国有企业国际规制的多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吸收竞争中性理念指引国内改革,同时推动规则设计的平衡性和包容性。

摘要：跨境数据流动是进行数字贸易的前提,但各国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分歧难以弥合。wto框架下的一些安排推动了数字贸易基础设施的贸易自由化,从而促进了跨境数据流动。新近FTA通过确立“原则+例外”的规制模式为跨境数据流动构建了相对自由的法律框架;FTA还针对特殊数据规定了专门规则,包括个人数据保护和政府数据开放规则。wto成员可以在wto中为数据保护达成一个基本框架,成员还可以依据GATS第7条通过互认机制来协调个人数据保护标准,并加强与APEC或OECD的合作。我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坚持了以风险为基础的思路,初步形成了分级分类管理的顶层设计框架。我国的国内规制措施已经与国际接轨,但还应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和标准,并加强对外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