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摘要：2023年,传播学与符号学多维度融合的趋势正在进一步深化。本文从基础理论、焦点话题、话语体系、方法论四个维度对这一年国内外传播符号学进展提供一个不完全观察。在理论基础方面,“传播之真”等经典论题在新语境下的信息论与意义论的对话中得到拓展。这一年的新媒介焦点话题是AI——以Chat 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在媒介平台中的应用引发的传播符号学分析,正在催生出“准主体性”以及“后叙事性”等一系列新理论。文化向来是传播符号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基于中华文化的“符号考古”与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中国叙事”有成为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新突破的趋势。此外,作为方法论的“传播符号学”正在为包括艺术在内的多媒介、跨体裁文本提供新的话语阐释方法。符号学正在成为传播学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而作为整体的“传播符号学”作为传播学的人文学典型范式在新的理论语境下展现其理论生命力。

摘要：通过对媒介技术变革在新闻与出版行业不同影响维度与结果的比较分析,可明确“媒体融合”与“出版融合”的内在关系。从时代语境和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来看,出版融合发展正在经历三个维度的关键转型升级:一是从“出版+数字”向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基底的跨界对接转型;二是从“符号再现”向“符号再创造”价值生成转型;三是从传统出版本位向跨界融合的全面开放升级。在这三个转型升级基础上,转变观念,打破“第四面墙”成为当前出版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

摘要：对中国古农书《耕织图》在日本传播过程进行历史考据与分析,考察其如何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流布日本,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四季耕作图”“养蚕机织图”等日式农耕图绘。研究发现,《耕织图》东传日本的历程是一个禅宗语境与日本室町时代幕府文化交融的过程。《耕织图》原有的“劝农课业”与“鉴戒主义”的传播意图在传播过程之中被削弱,居于次要地位的艺术审美功能被放大。而通过将《耕织图》转换为日式艺术作品,连接起禅宗寺庙与幕府将军的权力控制,彰显出统治者的文化品位,实现了文化变迁。这一转变在承袭《耕织图》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象征意味之余,亦赋予日式农耕图绘在文化意象上更加浓厚的宗教意蕴。

摘要：在当代,电子游戏是演示类文学的重要体裁,可以进一步挖掘文学叙述的潜力。因而需要从文学角度研讨电子游戏,理解以电子游戏为媒介完成的文学书写。在世界制造上,电子游戏将“情节脉络”改造为“故事网络”,随着选择的完成与行动的展开,叠加的故事才坍缩为确定的情节。同时,在游戏规则中玩家才能够正确地识别元素与边界,从而通过意义的聚焦实现文本的“再中心化”。在此意义上,电子游戏是将计算机作为虚拟剧场的演出叙述。在虚构与实在的关系上,电子游戏具有策略行动与角色扮演的双重性质,以及故事语义和规则话语的两层基座,“通达”成为其文本的基本形态。从作为道德神学的媒介生态学出发,定位电子游戏的文化价值,可以发现电子游戏让文学书写成为改造数字媒介生态的具体方案,也成为再理解现实为何的清晰起点。强调电子游戏是文学叙述的新媒介,可以探索文学书写参与到时代对话的有效路径。

摘要：中国自古便有完整的哲学体系、文论体系、史学体系、艺术体系、教育体系、医学体系、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然而,中国原有的自主知识体系在现当代基本上不被承认。这一问题的根源在文明观,文明观是基础,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近现代以来支撑各学科知识生产的标准、内涵、体系都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底座上。文明底座是西方的,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也就必然唯西是从,直接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贬低,对中国知识体系的全盘否定,形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整体性的垮塌,走上了自毁长城之歧途。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重塑文明观”,重塑文明观则必须“重写文明史”,再从文明底座上建构哲学、史学、医学、科学技术等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重获各学科知识体系本来的“话语权”,向世界呈现“理论中的中国”“创新中的中国”“文明中的中国”,建构自立自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摘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不仅需要“走出去”传播得广,更需要“走进去”传播得深。然而学术界尚未重视“翻译变异”在“走出去”传播得广、“走进去”传播得深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变异学理论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和文明互鉴的交流。文化的固有差异与文明的异质性决定了翻译过程中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翻译变异就没有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经典的形成。通过对“龙”这一中国符号的英译变异现象、《赵氏孤儿》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变异过程、《红楼梦》与《西游记》在异域语境中的多元变异,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在英美意象派诗歌中变异,实现“文学他国化”等实例的考察,可以证实民族文学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的忠实度并非衡量其成效的唯一标尺,尊重文明异质性产生的变异反而能有效地拓展其国际传播的覆盖范围与影响力和传播深度。中华文化基因中的变异智慧,恰恰可以在翻译变异中得以释放,助力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的丰富与创新。

摘要：传统技术视域下的改编,与元宇宙式的改编,既有深刻的关联,又有显在的区分,前者是延续性的,是对已有叙事的推理及其演绎所做的综合把握,后者则是基于具象的认识所进行的深度还原,是体验性的。所谓“重叠体悟”现象,是由于元宇宙的技术赋能,更是因为观念还原成为某种可能性而产生的先天优势,使得改编既扩大其表意体系,同时又缩小在文学思想的场域之内。

摘要：在当今国际格局下,如何建立中国话语与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界面临的一大难题。长久以来,文明话语中都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文明观输出的话语权长期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文明史对中国的叙述常常存在歪曲、偏离史实的问题。西方话语霸权具体体现在各学科内部,使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面临“失语”的窘境。针对这一现象,提出“重写文明史”与“重写文学史”的号召。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史实出发,尊重文明多元化与异质性,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写文明史,重塑文明观,进而重写学科史,重写文学史。通过反思学科话语问题,发掘传统文化中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重新建构学科话语。用中国话语发出中国声音,共同建设文明新话语是重写文明史、重写学科史的要旨所在。

摘要：《诗探索》是新时期诗学场域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理论刊物。在“朦胧诗”论争中,《诗探索》以其全面把握诗坛的宏观视角、坚定的诗学立场,对当时的诗坛保持了一定距离的审视、反思与纠偏,对论争中出现的二元对立思维、政治批判等不良倾向进行了抵制,较好地维护了新时期正常诗歌批评的开展。在诗学观念层面,《诗探索》由于摒弃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观念,在“自我与时代”等论争中重要命题的回答上,呈现出较为稳健的态度,既肯定“小我”,也强调了“时代”的重要性,既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也并未放弃对文学功利性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