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继2019年摘取戛纳金棕榈大奖后,又于2020年勇夺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原最佳外语片)四项大奖,创造了韩国后民族电影二十余年来的最好成绩,实现了韩国电影乃至亚洲电影的历史性突破(在奥斯卡的历史上,亚洲电影第一次获最佳影片奖)。奉氏所有长故事片:《绑架门口狗》《杀人回忆》《汉江怪物》《母亲》《雪国列车》《玉子》《寄生虫》,虽类型各异,主题表达、叙事结构、镜头语言等亦难被简单地一致性概述,然其题材与视觉修辞则无不具有言此意彼的象征意味与启人深思的寓言性,几乎每部影片都有作为寓体的被奇观化影像加以象征性刻画的"怪物"。丰富的寓意与现实指涉体现出奉氏电影寓言尖锐的深刻性,但其始终以民间叙事视角对民族历史与现实进行的后现代性观照又没脱离导演所处的后民族电影语境。显然,此于中国当代电影创作亦大有启示意义。

摘要：抖音平台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中医药传播提供了新型创意平台,显著提升了传播效果。中医药抖音短视频在传播过程中体现了多模态话语与平台融合、媒介赋权与符号互动、技术加持与算法分发、圈层依赖心理与情感依附的内部生成逻辑。在内部生成逻辑和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医药抖音短视频在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了传播主体专业性与公共性模糊、内容创新与深度欠缺、过度追逐商业利益引发负面舆情、跨平台内容尚未统一归类降低整体传播力等问题。

摘要：互联网平台的传播逻辑正影响着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和叙事形态,生产优质内容的同时,主流媒体也在内容运营和社会服务方面不断创新。2021中国应用新闻传播十大创新案例体现出应用新闻传播实践创新的内在机制:注重资源连接、创新文化表达、推动角色升级、深化技术采纳。伴随互联网平台基础设施化的发展趋势,提供推进社会治理的媒体方案、建立突出自身优势的传播效能、探索优化运行机制的管理模式,将是主流媒体深度融合改革的重要方向。

摘要：百年中国电影史既是中国电影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壮大的发展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族沧桑中走出,为中华民族争取民主、独立、解放及富强的革命斗争史和建设奋斗史。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自是1949年以前的进步电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产电影创作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的红色记忆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军民一家,民主集中制。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结晶、初心使命不仅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胜利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对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宏伟愿景的进程仍会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摘要：学界对伍尔芙多从意识流、雌雄同体等角度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无疑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然而,纵观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全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她用同情的笔墨和幽怨的心情向我们描述或假设了一系列女性作家的艺术命运。这既是伍尔芙对于自身作为女艺术家命运的思考,亦是对于维多利亚时期整个妇女写作命运的思考,凝结着她不少的睿智见地。从柯勒律治的女儿萨拉·柯勒律治到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迪丝;从《阿弗小传》里的巴芮特小姐即后来的勃朗宁的夫人,到她的绝笔之作《幕间》中的拉特鲁布女士,伍尔芙向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失败的女艺术家的形象。这些形象向我们传达了伍尔芙自我认识及其对妇女命运的思考,尤其是对写作着的妇女命运的思考,成为我们理解她本人及其文学作品的另一个切入点。

摘要：数字公共外交是指在一国政府主导和政策支持下,在充分倾听公众舆论的基础上,政府、智库、媒体、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依托数字技术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对话与关系建构。当前,中国对美数字公共外交主要面临战略机制与平台规划不完善、外交实践缺乏对话意识与定制化传播、多元战略叙事欠缺布局与联动三大主体困境。同时,还面临着美国对华舆论整体趋于负面消极、美国政治极化与妖魔化中国同频共振和“数字围剿”、遏制中国技术研发与平台升级、深度造假与偏向性算法固化受众对华刻板认知四大外部困境。本文提出,推进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完善数字公共外交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将中美对话理念由目的转向过程,以数字共情提升对话效能。

摘要：共存阶段的五个标志如果说,中国报业数字化转型大体上是沿着＂新兴＂、＂趋近＂、＂共存＂、＂支配＂的逻辑路径往前推进的话,到了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上半年,这一激进式变革的＂趋近＂阶段已经结束,开始进入＂共存＂的新阶段。在此前的＂趋近＂阶段,报业激进性演变过程中的＂威胁＂实际上已经成长为一种新的经营模式,而且新模式下的经营活动得到了更为高效率的组织。数字传媒产业的新模式抢夺了传统媒介公司的大量利润,利润开始流向新模式所支配的业务。所谓＂共存＂,则是说,

摘要：在线平台经济及其基础设施在网络空间不断扩展,它们对文化内容的生产、发行与流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平台化意味着大型平台公司主导的复杂多边平台配置取代了双边市场结构。文化内容生产者必须不断应对看似偶然的平台治理变化,这些变化涵盖了从内容策展到定价策略等各个层面。同时,这些生产者被新的平台服务和基础设施变化吸引,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商品从根本上变得具有“权变性”,即在设计上越来越模块化,并根据数据化的用户反馈不断重新加工和包装。为进一步深入思考文化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在平台化趋势下所发生的变化,在商业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软件研究三个领域之间展开跨学科的批判性对话显得至关重要。

摘要：综合性视听新媒体平台“央视频”的推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自身互联网化路径以落实媒体融合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主流媒体加快进入网络舆论主战场的一项新进展。“央视频”的产生体现了主流媒体在主阵地新渠道、新技术新应用、新思维新理念这三个关键着力点上做出的积极尝试,这三个着力点有其内在逻辑。而“央视频”在技术架构上“大中台+小前台”的设计,为其实现“用得好”的目标提供了技术基础。

摘要：西方的stylistics在中国有“文体学”“风格学”等不同翻译,其中,“文体学”的使用最为频繁。术语翻译的不统一不仅是由于学者们对同一研究对象的理解不同,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文体学”与“风格学”的内涵和本质认识不足,尤其是受西方文论研究的影响而忽视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语境。这种命名的不统一直接导致学科定位的不清晰。本文通过考察“文体”“风格”在中西方的词源、生成语境,在梳理命名史的基础上,重新审视“stylistics”在新语境中的外延和内涵,提出“风格学”的命名更清晰并更具有普适性,指出从文体学到风格学实际上是风格类型的延展和拓展,是语言风格到文化风格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