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自十六大以来,明确制定了调动全社会积极参与文化建设,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政策,初步形成了各种文化产业门类公平竞争的文化产业格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受到各地方政府和企业集团的重视。在上海创意产业发展中,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早的台湾应扮演何种角色?这种角色的扮演对两岸已经形成的、由传统文化产业、新兴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等组成的文化产业体系将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对沪台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的现状、合作前景以及可能出现的合作方式进行了初步探讨。

摘要：随着东亚区域合作的深化 ,“东亚共同体”提上议事日程。东亚新的分工模式的形成和贸易规模的扩大 ,多层次合作形式的挑战以及东亚国家对重大政治、安全问题的共识为“东亚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初步基础。对“东亚共同体”进行恰当定位、设计有效和前瞻性的组织架构将决定“东亚共同体”的成败。中国应在推动“东亚共同体”方面占先机、出先手 ,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要：国家利益具有主体性 ,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利益具有不同的确认、排序和战略设计。从中美国家安全利益的主体性来看 ,中美安全利益的根本定位具有相容性 ,安全合作的战略基础具有脆弱性 ,安全战略的外交依托具有排斥性。因此 ,中美两国应发展利益认同 ,巩固安全合作的基础 ,使战略互动制度化、机制化。

摘要：随着朝核问题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最终通过《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朝鲜半岛南北峰会达成《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创设东北亚安全机制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而目前有关各方正积极准备有关朝鲜半岛停战机制的四方部长会议，以及六方会谈外长会议，也都包含这一方面的考虑。但如何设计东北亚安全机制，

摘要：在外循环模式下,中国产业发展以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体系为中心,通过跨国公司纽带与发达国家形成依附发展格局。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背景下,发达国家企图通过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领域的垄断以及在国际规制层面施压,对中国进行分工“规锁”,继续维持依附发展关系。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政策设计要有效突破这一格局,通过强化核心技术和产业领域的产业链主导权建设,提升中国产业发展安全水平。具体而言,中国需要通过有效的需求侧管理推动高质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区域化产业体系,形成以国内市场为中心、邻近区域为依托的稳定的产业链地理空间;积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通过“链主”企业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体系整体稳定性。

摘要：作为源起于欧亚空间、且最终成为唯一活跃的泛亚洲层次的多边安全机制,亚信会议正面临着机制建设与转型发展的严峻考验。由于低估了亚洲与欧洲的安全环境差异,亚信会议最初的设计模板同亚洲安全现实存在严重的错位,从而使机制建设经历了漫长的准备期。直到"9·11"事件之后,亚信会议抓住亚洲安全议程出现积极变化的有利时机,在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打开突破口,建立了亚信机制的基本框架。然而,这种创建方式回避了亚洲空间内的关键安全分歧,使得亚信机制的发展空间受到了严重制约。在逐渐固化的运行模式影响下,亚信会议也陷入了结构性的发展困境。2014年亚信上海峰会之后,亚信会议进入了选择恰当改革路径、推进机制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在现有的地区安全环境下,只有通过稳健的改革路径,适当调整亚信会议发展的目标体系,赋予亚信会议更加合理的战略定位,才能够扬长避短,以退为进,顺利推进机制转型进程,保证亚信会议的持久稳定发展。

摘要：促进中拉数字经济合作,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既为深化中拉经贸合作多元化和产业链整合提供了机遇,对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也具有重要价值。中拉推进该领域合作建立在中国数字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并强调普惠性发展原则、双方关系转型升级与"一带一路"建设向拉美延伸的基础之上。当前中拉数字经济合作也面临着双方战略和法规差异、拉美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拉美政治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等挑战。今后,中拉可以从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加大双方在ICT基础设施和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提升拉美数字能力建设等方面入手,加快推进中拉"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摘要：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可以从选择性激励、集体结构/制度建设和大国贡献等三种路径切入。制定集体行动规则的权力是大国竞争的重点,而集体行动的合法性也主要源自大国协调。选择性激励通过奖惩和超理性动机等措施实现集体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如果不能实现平衡,则需要进行存量改革或制度设计,以实现集体结构优化。以上三种因素的多维互动决定了臭氧层和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成败,其中大国贡献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首先,成员成本-收益预期和集体规模等因素影响到选择性激励在两种环保案例中的表现。其次,《京都议定书》灵活性和成本分摊方面的缺陷制约了气候变化集体行动。最后,当霸权国(美国)退出某类全球集体行动的时候,其他主要力量(如欧盟)将填补权力真空,并推动集体行动的发展。

摘要：与农民收入相关的改革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政策主线。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农村收入分配政策总体经历了从兼顾多维关系平衡到新时代共同富裕改革主体的制度变迁。从土地革命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收入分配政策具有一定的权宜性,政策设计通常需要考量其他政治和经济发展因素。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财富公平问题的关注越发关乎发展与改革全局,政策实践更能体现中国共产党之改革初心。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需打破城乡市场分割,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稳住农业发展基本盘,激活国内统一大市场发展潜能,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摘要：当前,中国致力于推动与全球各区域国家的产能合作。中外产能合作体现了合作共赢、"正确义利观"及开放包容等核心理念,具备了首脑外交与顶层设计、部际协同与部省联动、相关合作基金支持、跨境产业园区建设四方面支持路径。未来,中外产能合作将在稳步推进过程中,助力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同时,国际舆论中的消极因素、外部竞争、高端产能引进瓶颈等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需进一步促进中外产能合作稳步推进和国内产业升级顺利进行,推动各国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