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源起于欧亚空间、且最终成为唯一活跃的泛亚洲层次的多边安全机制,亚信会议正面临着机制建设与转型发展的严峻考验。由于低估了亚洲与欧洲的安全环境差异,亚信会议最初的设计模板同亚洲安全现实存在严重的错位,从而使机制建设经历了漫长的准备期。直到"9·11"事件之后,亚信会议抓住亚洲安全议程出现积极变化的有利时机,在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打开突破口,建立了亚信机制的基本框架。然而,这种创建方式回避了亚洲空间内的关键安全分歧,使得亚信机制的发展空间受到了严重制约。在逐渐固化的运行模式影响下,亚信会议也陷入了结构性的发展困境。2014年亚信上海峰会之后,亚信会议进入了选择恰当改革路径、推进机制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在现有的地区安全环境下,只有通过稳健的改革路径,适当调整亚信会议发展的目标体系,赋予亚信会议更加合理的战略定位,才能够扬长避短,以退为进,顺利推进机制转型进程,保证亚信会议的持久稳定发展。

摘要：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外在形态是“一体两翼”式的政策网络,以《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作为基本战略构想,以数字经济框架内的人工智能“路线图”和人工智能联邦项目建构发展议程,以《2024年前俄罗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监管发展构想》为核心确立监管议程。而俄罗斯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实体结构则表现为在联邦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二元平行系统运作模式,由国防部担任操盘手的军事人工智能板块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闭环系统,而以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为主要操盘手的民用人工智能板块的运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特殊的治理体系源于俄罗斯人工智能战略的底层逻辑,是俄罗斯政府面对战略目标与现实困境巨大鸿沟所做出的现实抉择,这种剑走偏锋的设计虽然取得了部分短期成果,但并未实际解决制约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问题,能否走出一条人工智能发展的“俄罗斯道路”仍有待观察。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不仅正在改变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而且展现出影响世界各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基础政治架构的潜力。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借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中介作用,已经对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构成了实际冲击。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将在现代政治体系中造成决策过程的合法性悖论,并使政治权力的内容与边界变得模糊,从而对所有主权国家的政治安全造成普遍影响。人类社会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应对新技术所带来的政治安全挑战,以整体的人类利益和价值为导向,促成新的思想理念与全球层面的政治架构顶层设计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