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华电影业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有趣的个案,它的产生、发展和最终融入主流的生存环境,不仅映射了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电影所走过的发展历程,更是我们今天寻找电影产业化过程中必须重新审视的课题。本文借用了陈犀禾教授的有关中国电影美学和经济学的性质和关系的理论模型,将文华影业的创作以1949年为界,分成了前后两个时期,分别对各个时期的“资本结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作了一次疏理,并对文华影业如何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平衡作了详细的论述。

摘要：在中国电影学术史上,李少白的名字将因为《中国电影发展史》而和程季华、邢祖文一起被人们长久铭记。而在中国电影教育史上,李少白更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82年,当中国第一批电影学研究生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学习的时候,这一计划并不被看好。当时电影界的＂大腕＂很多,夏衍、陈荒煤、张骏祥等中国电影的元老也都健在,但是独有李少白把目光首先投向了电影教育,并引发了一些议论。

摘要：2004年6月12日,时值第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由上海大学、上海电影集团公司主办,上海电影制片厂李云良工作室、上海大学亚洲电影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首届恐怖电影创作与产业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乐乎搂宾馆降重举行.

摘要：有关中国电影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中文和外文两个部分,其中中文是主体。中文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学术文献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些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零星的,之后进入了一个繁荣阶段,一直延续至今。由于政治、历史和工业的原因,三地的中国电影研究在一段时间内都以本地区作为重点,同时对其他地区选择感兴趣的主题加以研究。在方法上,大陆电影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主要切入点,到八九十年代则转向以美学、文化和工业为切入点;香港和台湾的电影研究以工业、历史和类型作为主要关注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岸三地的电影研究对彼此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关注和互动。在新世纪,"华语电影"这一超越政治边界、涵盖两岸三地中国电影的新概念为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以外文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中在欧美以英文发表的成果居多。它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日益成熟,并对本土研究产生影响。今天,中国电影研究(或"华语电影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

摘要：罗及之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位重要的电影摄影艺术家、技术专家和教育家。本文根据有限史料对罗及之电影生平进行简要评述。抗战时期,罗及之作为战地新闻摄影师,拍摄了《平型关大捷》等新闻纪录片,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史料。他还把新闻纪录片的拍摄手段用于《东亚之光》等故事片创作,形成了鲜明的美学风格。新中国成立以后,罗及之又在电影技术和教育方面,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摘要：本文以新的视角，对电视及电视艺术的概念、本质、分类、功能与观念进行新的阐释，强调中国当代电视惟有顺应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站在历史的新的高度上，适应高科技和当代人类思维的发展趋势，不断深化更新观念，勇于跳出前人与他者的窠臼，不断超越自我，实现综合化与个性化、主流性与多样性、通俗性与精湛性相统一的整体综合与整体创新，充分发挥电视的整体功能，才能赢得观众，赢得市场。

摘要：从最初草根阶层制作的网络短片,到传统电影入主网络发行,再汇聚成集结传统影视公司、新媒体传播平台与赞助商三方力量打造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化的影视作品,"微电影"这种新的电影产业形态试图借助资源整合,实现多方共赢,并将为中国电影产业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电影产业也许将借此走向新的融合。

摘要：新媒体时代的媒介权力与传统大众媒介时代的媒介权力处于两种不同的社会权力场域之中,因而其对于整个社会权力关系及结构的作用是大为不同的。在新的媒介生态下对政府、市场、公民、媒介等社会权力进行新的不同份额的分配与切割中,新媒体一方面强化了公民为代表的公共权力,但也增强了政府的控制力和市场的渗透力,由此新媒体时代的媒介权力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深刻变化。本文即是在此背景下探讨新媒体时代媒介权力的嬗变及其对权力体系的再切割与重构作用,而其结果就是扩大了公共权力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行政与市场权力。并进一步对这种权力结构变化的意义进行分析,也对十八大以来将权力关进笼子这一说法进行了媒介权力方面的思考。

摘要：目前国内学者就媒介可信度的研究与美国学者的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国内对此问题研究的学者们把注意力主要投向对信息资源、新闻来源要真实可靠的必要性以及通过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道德修养,以便把准确而可靠的信息传递给受众的重要性等方面.美国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是媒体在受众心中的地位,以及受众对这种媒体的承认程度和相信程度,如果他们最终认可并接受了这种媒体也就证明这种媒体在信源和客观性上的可靠程度,即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

摘要：艺术与艺术学的跨出边界已呈大势所趋,它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艺术门类的边界已被突破,二是艺术的跨民族、跨国界现象越来越明显,三是作为学科的艺术学自身也跨出了边界。为此,必须对跨出边界后的艺术与艺术学作认真的反思,艺术研究理当积极回应时下的新创作样式和艺术现象,理当重视包括民族、民间艺术在内的各种新的艺术形式,同时也应看到高科技的渗透将可能导致思维模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