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土地收益分成制度变迁的动力源于基层实践和政府推动,表现出经济学意义上的演化特征。本文从当事人的个体认知出发,采用演化思想,构建从个体认知到外部规则的涵盖微观-中观-宏观的多层次动态演化分析框架,结合土地非农利用方面的制度改革实践,对土地收益分成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在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个体认知(微观层面)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起点,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基于其自身利益在中观层面——集体内部形成“内部规则”,政府在此过程中的选择性接纳和“有为”设计,促成了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的协调互动,最终形成宏观层面的制度变迁。总体来看,收益分成逐渐向农民倾斜,集体作为特殊的当事人,在此过程中其收益来源发生了转变,从最根本的所有者权益到使用者权益再到通过提供经营、服务获得收益及博弈获得了更多收益,参与收益分成的方式更为丰富。在未来趋势方面,制度变迁需要外部环境的变化作为契机,才能刺激个体认知的表达,会向着完善集体和农民权利以及增加其收益的方向演进,形成内部规则,集体产权也更加明晰。但并非所有的内部规则都会转为外部规则,只有在不威胁城市土地市场和保证政府利益的前提下,政府才会协调外部规则,逐渐放权让利,最终实现制度变迁。

摘要：建成环境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具有暴露时间长、影响因素多、证据和结果难以测度等特点。为了在两者之间建立较为直观的关联,研究引入了健康行为作为中介变量以评估社区建成环境要素对老年人群健康的影响水平和调节方向。根据来自上海市115个社区的老年人(N=3431)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状况,研究针对密度、设计、住房、绿地、公共设施与区位等建成环境要素的健康影响,构建了以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模型。研究表明,体力活动和社会活动是观测建成环境健康影响的有效中介变量,通过健康行为的中介效应可以更加清晰地揭示建成环境要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基于不同建成环境的基底条件,健康行为的调节方向相似,但调节程度不同。对于以上海为代表的特大城市高密度人居环境而言,通过优化建成环境的品质促进社会活动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