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竹林七贤中名声卓著者当属嵇康、阮籍,二人以诗文、嗜酒而齐镳并驱,又因执着修仙养生而志同道合,莫逆相交。观其养生观,嵇、阮二人相似之处颇多:首先,嵇、阮皆以道家思想为圭端臬正,倡言见素抱朴,自然守真;其次,二人乐于赋诗道意,寻方外游,求索白日飞升、羽化登仙;再次,二人均认可“音乐”对人具有怡情修身、存心养性之妙用。嵇、阮的养生观既是道家与道教思想的绝佳传承与发展,又是魏晋竹林士人拔新领异的独特人格精神之体现,对当今时代的文化继承和发展以及现代人身心健康的维护均有着突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摘要：金融机构投资者适当性义务不同于告知说明和合格投资者,要求更为严格。新《证券法》的规定更加表明了其为法定义务。在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基础信任关系薄弱、风险偏好与产品风险错配、风险评估流于形式等问题,金融机构应强化信任关系的构建,从实质出发进行适时的创新设计和审查提醒,匹配新《证券法》“原则监管”的理念,达到义务履行的“充分性”。

摘要：以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逍遥派情节为例,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诠释了逍遥派与老庄玄思、道家哲学的嬗变顺承关系,即秉承自然观与隐逸之道,立身行事遗世越俗、卓诡不伦,由此生成“守自然、卧东山、游浊世”的终极诠释,体现了金庸以自身哲思对老庄之道的生动诠释与现实雕琢,即“生命实践诠释学”。此外,通过分析逍遥三老“畸人”的特征,揭示了金庸将西方反讽哲学与老庄之戏谑意识及讥嘲情趣相融合的独特艺术创造,这亦是金庸对人性纷繁多面与老庄生命哲学奥义的革新探索与反向诠释。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持续拓展和推进。由此,党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意涵是:统一战线是中国式现代化蓝图规划设计的重要参与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实施推进中的集体行动联盟,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主体力量,是克服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主观与客观间矛盾的独特力量。新时代、新征程,统一战线除了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领导-跟随机制、组织吸纳机制、情境同构参与机制等,更要创立或完善共识形成机制、创新孵化机制、政策效果反馈与促进变迁机制等。这些实践机制的有效作用将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摘要：数字记忆是乡村记忆的创造性转化,以此为切入点探讨数字记忆赋能乡村振兴的基本逻辑和路径选择,旨在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新思路。数字记忆具有区别于以往记忆形态的“虚拟性”“即时性”“通感性”和“灵活性”特质,能够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动能、精神动能和产业动能,是数字时代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乡村常常会陷入表面数字化困境,制约着数字记忆功能的发挥。为此,需要做好数字记忆资源建设的顶层设计,借鉴国内外数字记忆工程的经验,提高乡村共同体成员的参与度,以确保数字记忆赋能乡村振兴的效果。

摘要：相对于目前大众政治态度研究领域关注的政治支持、政治信任等概念,政治认同更准确有效地反映了民众与其所处的政治共同体及有关权力实体之间的心理联系。认同比其他政治态度和理念更具基础性,并且更加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把政治认同解构为身份性认同和理念性认同两个类型下的六种心理意识,其次再将认同的客体区分为政治生活共同体和政权两个层次下的一共六类要素。随后,本文系统地讨论政治认同的属性、特征、内容和外部效应,并将政治认同与爱国主义、政治支持等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和辨析。最后,我们设计了一套测量政治认同的量表,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该量表的效度与信度。

摘要：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最近成为研究热点,其具体体现为公共服务脱离社区、公共服务无法精准对接公众需要和公共服务供给中政社协同程度低等方面。上海市“乐妈园”项目嵌入社区后形成了属地化机制,进而激活了社区内部的共同生产机制。一方面,草根项目团队可以借助多元途径准确了解居民需要,通过项目设计环节的共同生产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另一方面,项目团队与体制内力量和居民在项目“拆包”过程中开展合作治理,通过项目实施环节的共同生产促进了项目的顺利落地,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从政策意涵上看,基层政府应该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统筹作用,通过项目化载体吸纳社会参与,形成政社合作治理,缓解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

摘要：中国传统工艺石雕,是以石为材料的雕刻艺术。上海地区的石雕艺术融江南地区传统的石雕技艺与近现代西方美术技法于一体,以高度写实的刻画和再现为主要的艺术特色,以端石等砚石为创作材料,以各种题材和形态的石壶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具有浓郁的海派特色。2007年,“石雕”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代表性项目遗产名录,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陶昌鹏就在相关非遗传承人之列。

摘要：社区营造旨在通过社区各主体参与治理,集体协商合作,解决公共议题,推动社区发展。社会组织作为社区营造嵌入与引导主体,能够调动社区治理中的各人类行动者要素与非人类行动者要素的积极性,形成社区治理行动者网络。对现有的社会组织成功参与社区营造的模式进行研究,有利于厘清社区营造的体系形成机制与运作逻辑,探究社会组织如何联动社区资源,归纳提升社区营造与治理效能的普遍性做法。

摘要：在城市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在街道与居民区之间设置街区这一反向调适何以出现?现有城市基层治理文献对其关注还不够。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基于上海市X区F街区的田野资料,展示了城市街区治理的实现过程与逻辑。研究发现,辖区党委和政府对上级政策的识别、回应与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相互交织,推动了街区治理方案进入政策议程;而街区治理方案落地后,包括党建联盟机制、协商议事机制、资源共享机制、集体行动机制在内的治理规模做大机制促进了街区治理的实现。这一过程贯穿着两个逻辑:一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在识别和回应上级政策信号的同时利用政策之窗将民意诉求整合进政策方案;二是地方党委和政府适度扩大治理规模,设计出街区这一层级,低成本地解决了一系列跨居民区的棘手问题,实现有效治理。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城市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地方党委和政府需要根据事务设置合适的治理层级以形成恰当的治理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