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社会已经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算法辅助决策的问题已经亟待解决。算法辅助决策较人类决策具有特殊的技术优势,所以得到很多人的自主、自愿选择。然而,算法参与人类意思的程度并非一致,可以由低到高区分为检索过滤算法、排序精选算法、偏好模拟算法和家长式算法。算法辅助决策亦存在风险,其复杂性使对其解释与认知越来越难,其设计者、运营者具有独立利益需求,其会偏离人的偏好,人的决策能力会受到算法辅助的影响。但是,总体上,算法辅助决策更具效率,更有助于增进人的幸福感,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损于人的尊严。据此考量,应当在承认算法超越人的意思能力的基础上,描绘评价算法意思参与的“智能性”光谱,构建“算法规制算法”的治理与保护路径,划分算法辅助决策的责任机制。

摘要：为共同富裕提供伦理基础论证,旨在从差别意义上的平等和人道意义上的平等以及二者的平衡关系上提供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伦理原则,这个原则完全是基于一个好社会的理念而设计出来的;这个伦理原则从根本上避免了将差别推到极端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地朝向阶级和阶级社会演进的风险,摆脱了因绝对平均主义分配而导致的“内卷”“停滞”甚至倒退的困境。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乃是一个被预先设计出来的目的之善,而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个目的之善,就必须创制出足够的手段之善,这就是合理而有效地创造财富,公平而正义地分配财富,这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道德基础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进行道德基础奠基,就是要求处于优势地位或优先发展起来的人群能有广济他人的品质;处于弱势地位或后发展起来的人群能够艰苦奋斗、拼搏进取,自主、自愿地发展和完善自己;政治精英集团能够充分且公开发挥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供给一个既有激励功能又有规约性能的制度体系。

摘要：实质统一的计发办法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应有之义,而现行计发办法与省级统筹相适应,无法满足统筹层次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基于统筹层次提升的约束条件在现行计发办法的基础上设计三种与全国统筹相适应的计发方案,并从参保个体待遇水平不下降和地方财政负担可承受的角度对三种方案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若以全国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现行计发办法中的各地区社会平均工资,不仅能够产生较强的地区收入再分配效应,还能使得各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总额最少,可考虑以此方案推进全国统筹的实现。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基础制度,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目标。平台企业参与的信用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治理创新,始终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平台企业成为信用治理的关键枢纽,个人信用保护面临信息处理边界不清和信用制度利益失衡的困境。必须仔细探寻个人信用保护困境背后的理论根源,防止信用共享共治异化为信用管制。现行信用法律制度在权利归属、程序设计、责任机制方面均存在空白,导致个人信用仅构成一种反射利益。传统权力制约范式难以回应数字时代的个人信用保护需求,新型信息权利是解决困境的根本,数据流通规则有助于解决权利成本过高问题。应当围绕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体系,完善数据流通规则,重建个人信用保护的法律框架。首先,必须明确界定信息的敏感程度及其信用评判价值功能,并对信用领域的信息处理行为适用层次化同意规则:针对有利于信息主体的正面敏感个人信息采取单独同意与资格准入规则,适用责任规则;针对不利于信息主体的负面敏感个人信息一般采取禁易规则,基于公共利益目的除外。其次,信用领域数据流通的商业实践要求转向行为风险规制模式,实施以合同为中心的支配规则,适当运用特别规则强化个人信用保护力度。其中,平台与经济组织之间的数据流通应当在同意规则以外,增设标准合同文本、平台责任强化、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三类倾斜性保护措施。平台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数据流通应当确立以主体责任和救济机制为关键内容的流通秩序。

摘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是我国的战略规划,然而私权制度的底层逻辑还远不能支撑这一规划。算法归责应有理性标准,理性标准是民事归责制度中的必要评判工具,同时算法适用理性标准可以促进正义,还具有技术价值。然而,算法与传统主体有很大差异,算法归责直接适用传统主体理性标准将面临困境。所以,在现阶段应当明确算法的意思参与机制是归责的前提;传统主体在算法的开发使用中应承担应有的积极注意义务;通过承认部分算法的行为主体性和为算法设计独立责任来协调算法与传统归责体系的结构冲突。

摘要：智慧城市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重要话语体系。受技术乌托邦主义、新自由主义、技术中心论思维的多重影响,智慧城市主义的主流范式呈现出技术简化主义的研究视域、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技术官僚式的城市管理模式,以及技术设计与实施背后的权力导向等发展特征,继而引发了对智慧城市主义主流范式的批判性反思与转型诉求。智慧城市主义的转型视角建议重新认识和理解“城市”,推动以应用场景为基础的智慧城市实践,注重城市议题的社会建构,关注智慧城市及其治理背后的合法性逻辑,以及倡导供给端与需求端两者有效协调的城市治理模式。对智慧城市主义的批判性反思有助于重新理解智慧城市及其实践逻辑,同时也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朝向终极之善的社会变革运动,它将以最小的代价创造出个体与类所需要的终极之善。可以将这个终极之善先行标示为:找到一个能够持续创造财富并合理分配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既改变了传统社会财富匮乏的状态,又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运动中产生的两极分化;创制了一个令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充分但必须合理表达政治意志的制度安排,它超越了传统社会的官僚政治又改造了西方国家错用甚至滥用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结构;创造了令每一个人自愿过一种整体性好生活的财富基础和社会环境。基于这个完整性的终极之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追寻各种实现终极之善的手段之善,最为根本的是实现一种本质意义上的观念革命,亦即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观念、人与人关系上的观念和人与自身关系上的观念的革命;通过制度创新将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这些根本性的价值原则贯彻到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之中;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实践中,不断培养出朝向终极之善的道德人格,并在反复进行的改革实践中将道德人格变成可以反复使用的实际能力,从而展现出优良品质。这便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

摘要：现实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求研究者通过量性方法和“单一性”理论对广泛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分析,还需要运用“综合性”的方法和理论研究社会政治现象内涵的复杂性即结构特质和多维度的多因多果关系。而“综合性”方法和理论必须以综合性变量即“集合变量”为研究单位。实际上,比较方法和理论的发展一直在回应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即在设计单一性的量性方法和建立理性主义、文化主义、结构主义这种单一理论的同时,也在不断探求多元综合性的比较方法和理论:“多元混合方法”及其多元研究路径将理性主义、文化主义、结构主义相互整合的趋势,尤其是新制度主义各种综合性理论模型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围绕着解决社会政治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重因果关系而发展的。与方法和理论的建构相呼应,研究者也在探索建立将不同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联系起来的“综合性的或集合型的变量”,这是研究多因多果关系的基础。

摘要：现代政治结构之根本不同于过往社会形态的方面,就在于它从本质主义出发界定和规定自身,将政治等同于权术、权谋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改造成朝向终极之善的观念、知识和理性。只有将特殊意志置于一般意志之上、将实践理性置于实用理性之前、将公共意志置于个人意志之首,一种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等价值原则的制度安排才会产生。现代政治观念的确立只是坚定了信念、确定了方向,只有找寻到实现终极之善的手段之善才能确实找到其始点、要素、环节和道路,这是拥有和分有逻各斯而行动的事情,而这就需要知识、理论和思想,而不是情绪、意见和常识。当把观念和知识统合地运用到政治事务中,一种将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结合到行动中的综合能力和品质就会产生,这就是理性。理智和努斯是实践理性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沉思的理智是对不变事物的沉思,实践的理智是对可变事物的考虑,考虑和推理是一回事;努斯则是基于欲求而对某种善的事物的追求,它既要求获得就事物自身而言的真,又要求获得对于人而言像真、似真的事物,即善自身。现代政治结构既是目的性的又是功能性的,一个追求和实现终极之善的政治自身就是善的,其本身就值得追求,因为其本身就是令每个人自愿、充分且合理地表达政治意志的状态;同时它又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将每个人对劳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和意志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的追求,置于最大的可能性空间之内,将个人意志视作是领悟了国家伦理理念的公共意志而加以贯彻。这是一个遵天人之道而动、照人伦之道而行、据心性之道而思的社会状态,它超越了权力社会而进入了真正的政治社会。

摘要：优等悬赏广告在民事活动中的运用愈加频繁,但在我国民事立法缺位的情况下,悬赏人滥用优势地位,应征人得不到充分保护的情况时常发生。此种情况下,法教义学应该有所作为,为应征人争取利益。相比起单方行为说,合同说在现代模式下的优等悬赏广告中有更强大的解释力。在合同正义的指导下,对于优等悬赏广告合同成立以及生效时间点的实质取决于广告法律性质的确定,而对于性质确定的出发点应该在强化应征人的法律地位上。为保护应征人合法利益,落脚点为建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合同说为理论基础在司法解释中对优等悬赏广告的性质进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