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伦理正义是统一性的中华法系的核心价值追求和法律哲学的凝结。中华法系的统一性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法典体系的统一性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法律秩序构造是一个必要前提,“伦理正义”价值对于这一目标追求具有保障意义。中华法系是一个伦理法体系,其伦理正义决定和影响着法律正义的设计和实现。中华法系立法技术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以及服务于律典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高超的法律解释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法系统一性的形成。在具体操作形式上,借助“以经释律”“引经注律”“引经决狱”方法贯彻伦理正义价值原则,中华法系的立法解释、律学研究和司法裁判活动展现了高度的统一性;通过和平的交流互鉴,整个中华法系圈在存续期间保持了伦理价值、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高度一致性。以伦理正义引领的中华法系的统一性,承担了一般国家法律体系所没有的重大且复杂的历史内涵,从而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持久魅力。

摘要：学生欺凌治理应当以二元论为基础,不断对学生欺凌治理进行系统化的法律建构。其基本思路是,在一元治理体系之外,以未成年人为基准,建构以学校为中心的学生欺凌治理体系。一方面,通过管教权建构学校管教体系及社会支持体系,不断完善学生欺凌治理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建构学生欺凌治理能力标准体系、提升体系和评价体系,全面提升学校的学生欺凌治理能力。只有对学生欺凌二元治理进行全面性、整体性、体系化的顶层设计,才能有效应对学生欺凌问题,实现前端治理。同时,二元治理并非仅限于学校治理层面。二元治理格局不仅在于学校与成人社会的分治,更在于形成二元治理结构促成共治。因此,二元治理还需要建构二元协同机制,塑造分级干预、分层治理体系。从更长远计,应当充分重视并考量学校作为“未成年人社会”这一基本属性,以学校为基本场域,整合关于未成年人的相关制度规范,建构与“未成年人社会”相适应的法律系统和治理体系。

摘要：我国《民法典》的出台为行政基本法典的制定带来了契机,也提供了范式。行政基本法典的制定既是对《民法典》的必要补充,也是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所必需。《民法典》的立法技术可以归纳为累积式技术线路、实用式技术线路、问题式技术线路和顶层设计式技术线路。将民法和行政法放置在法典化的角度比较,二者在规范体系、体例结构、制定依据、社会基础上都存在着诸多共同特征。因此,从立法技术上讲,行政基本法典制定除了遵循自身的立法逻辑,吸收《民法典》的相关经验也是非常必要的。行政基本法典制定中存在规制对象确定、新法典与已经存在的单行法关系处理、引领性条款选择、与宪法契合等若干技术难题,其可以从法律概念整合、法典体系构型、法典顶层设计和实施宪法等方面对《民法典》立法技术予以吸收。

摘要：回顾我国行政法体系发展的历程,我国行政法体系主要经历了以行政组织法典则的制定为标志的起步阶段,以《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为标志的初步形成阶段,以《立法法》的制定为标志的迅速发展阶段,以行政六法概念形成和全部到位为标志的相对有形阶段,以2014年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为标志的瑕疵反思阶段,以及以《民法典》颁布为标志的成为热点阶段。我国目前的行政法体系状况主要呈现为有法群而无法群之引领,有法圈而无清晰边缘,有法阶而无严格位次,有法域而无准确部类。我国行政法体系的不完整性体现在相关典则缺失、典则颁布不平衡、规范错位、总则和分则关系不明、未形成公法闭环系统等方面。虽然来自公法相对滞后、诸国的立法经验、与政治关系密切、理论认知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使我国行政法体系难以形成。然而,受《民法典》颁布、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体系完整化、公法周延性以及行政法学理逐渐成熟等趋势的影响,我国行政法法典化已经是众望所归。因此,我国行政法的法典化应当通过对法治行政顶层设计的行政法文件进行梳理,对单行行政法规范完善,对部门行政法充实,对宪法延伸,对行政法部类划分,以及对行政法典总则构造的进路予以促成。

摘要：在上海健康医学院医疗产品管理专业一年级学生法学概论课程中构建融“明确建设目标、强化教学设计与实施、开展教学评价与反思”于一体的“三位一体”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在课堂教学中运用LBL教学法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头脑,运用CBL教学法培养卫生健康法治思维习惯,运用PBL教学法培养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运用TBL教学法培养德法兼修卓越管理人才,通过混合教学提升专业认同感、自豪感、责任感。

摘要：法治建设的成效需要一种反思性机制对之予以科学评判,地方法治指数评估机制的出台因应了量化法治的时代需求。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应当以法治发展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完成状态为基本理念,以民主性和科学性为价值指引,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结合,根据法治体系五要素、依法治国“十六字方针”和国家重要与地方特色典型指标等原则来设计法治评估指标。从法治发展的目标看,法治评估应当保持一定的时代性和前瞻性,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以法治建设的人民性为根本追求,担负起对法治建设事业实施社会性考核和方向性引导的时代重任,在知识合法性方面作出自我确证,使法治建设成为可测可控的理性事业。

摘要：不同于传统金融业务模式,智能投顾因其内嵌的算法使其天然地具有制度与监管的薄弱性,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仍处于“弱”智能阶段,人工智能并未取得主体地位。智能投顾中,信义义务作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最有利手段仍固化于其中,信义义务的主体仍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服务从业人员,算法研发设计者仅负产品研发者的义务,只不过信义义务的内容相较于传统业务有所不同。算法语境下信义义务内容的更新,使得原有监管模式举步维艰,借鉴域外经验,对智能投顾的监管应区别机构与人员的不同而从不同阶段进行动态监管,以保证智能投顾始终保持对投资者忠诚而非成为机构的代理。

摘要：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48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该条规定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依据,它不仅能监督行政机关有效行使公权力,还能敦促违法相对人切实履行处罚。然而,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实施在实践中仍有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法做到完善公开制度和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中的平衡点,造成个人信息过度公开、权益保护功能异化、法律支撑不足的困境。本文从制度设计目的出发,探索适用比例原则、类别化分析公开标准、完善相关配套机制等路径,解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和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矛盾和冲突,既发挥处罚公开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维护被公开者的个人信息权益,促进制度完善,实现良法善治。

摘要：当前,人脸识别技术不再局限于过去的识别特定某个人的身份,而是在识别出身份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和关联性分析,从身份识别机制转变为识别分析机制。在此过程中,人脸识别技术的风险被再次扩大,监控权力也随之扩张,个人基本权利保护也因此面临冲击与挑战。鉴于此,亟须构建适应人脸识别技术发展的法律规制路径,即基于比例原则与必要原则进行技术前置性检验,运用场景规制智能化决策过程,完善技术设计架构,以有效抑制其产生的社会风险。

摘要：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权是由货币机构行使的发行数字货币的国家权力。从货币发展历史来看,法定数字货币是一种新的货币形式,本质仍是由国家保障流通的信用货币,由国家垄断发行。即便当前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国家有限,但仍可发现其发行过程中存在货币职能无法有效发挥、技术不足和发行模式不清等风险;同时,对于发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超发货币、国家监控用户法定数字货币相关信息等风险同样值得关注。对此,可采用以保护私人权利为核心的“渐进式发展”的法律规制思路,建立风险可控、分阶段测试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监管试点”,在“监管试点”中设计防止货币超发、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的规制规则,以确保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权的规范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