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鸿沟是近年来出现的对于我国弱势群体产生重大冲击的一项社会因素。我国在数字鸿沟背景下对老年人权利保障的相关工作开展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和漏洞,通过逻辑推导和个案分析,解决这一问题应在落实社区工作和加强顶层设计方面探索进路,以期达到更好的保障效果。

摘要：“府院联动”机制作为《企业破产法》的配套机制,在转型期的中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企业破产法》缺少外部的支持和足够的资源以确保自身稳定运转“。府院联动”机制作为《企业破产法》的支持制度,亟待常态化和法治化。应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出台更详细的法规将“府院联动”机制纳入破产案件的办理。在此之后,可在“府院联动”机制基础之上,探索建立专门化的破产服务机构。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社会基础、政治价值和治理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传统行政法赖以形成的条件和基础与之有较大不同,致使传统行政法表现出与法治体系不能有效衔接、调控功能疲软、凸显行政封闭、与公众诉求脱节等时代滞后性。行政法作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契合新的时代精神,契合化解新的社会矛盾的需要。而行政法在契合新的时代精神时,首先要对它的体系结构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新的构造。由于新时代对我国行政法体系在功能定位、制度构型、法典形式以及规范构成等方面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为此,行政法体系的构造应追求独立价值、行政法体系规范能够自洽、行政法体系具有环境适应性、行政法体系应当全面开放。基于我国行政法体系的形成缺失理性认知、顶层设计和概念系统的考量,要形成和打造新时代的行政法体系还应在法治技术上有所重视。行政法体系新的顶层设计、行政法体系回应社会矛盾、行政法体系契合给付和自治精神以及行政法体系承上启下构型等都是构造新时代行政法体系的技术进路。

摘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4条确定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撤销阻却事由,在行政征收、行政许可、行政登记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不适宜撤销的行政案件提供了裁判思路。但司法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基于对司法裁判案件的分析,主要存在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认定不够清晰、适用的必要性有待确定、法价值和法秩序受到破坏等问题。其原因在于概念内涵的界定模糊、法教义学共识缺失、司法政治的影响、制度设计的缺陷。应当从立法、司法双重维度出发,立法上应当明确违法行政行为撤销阻却事由的概念、明确司法适用的构成要件,并确立相应的国家赔偿制度;司法上应当针对不同行政领域提炼案件裁判的基本标准以达成裁判共识。

摘要：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强制执行法》将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确立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但是,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无论是词义还是执行主体及在执行措施上,都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以"二战"时期德国法学家施米特的"国家至上论"为起点的。在国家至上的宪政理念下,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重心必然是"对秩序的强烈追求和对公共利益的强烈关怀"。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设计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划分过程中缺少了民主、平等与公正的理念,该制度的设计只是引入了司法公正的外壳、名义或形式,并未引入司法公正的实质内容。中国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应建立一种多层面的执行体系,包括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由法院采用刑罚手段予以执行和公民信用体系公布制度等。

摘要：学界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宪治国论所包含的科学内涵、法治价值、法治构型等已有一些研究,但研究中的体系化和结构化还相对缺失,尤其是对其科学内涵、法治价值及其构型等还须进一步理清。本文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依宪治国的科学含义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宪法统领法治体系,法治体系中的五个板块即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要受宪法的统领;二是宪法主导治理过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反映的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是核心要义,而主导这个法治过程的同样是宪法;三是宪法所包容的内容既能够引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又全面覆盖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四是宪法设计法治制度,宏观层面上的制度都是通过宪法来设计的,依宪治国的含义包括宪法对法治的制度设计。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有关依宪治国的重要论述包含非常明显的法治价值:一是树立宪法权威的价值,二是体现宪法根本法的价值,三是呈现宪法至上的价值,四是强化宪法实施的价值。习近平关于依宪治国的法治构型思想主要有:一是合宪性审查制度,二是宪法监督制度,三是宪法解释制度,四是宪法宣誓制度,五是宪法日制度。深刻理解和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宪治国论,还应重视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公民宪法权利与其他权利的关系,二是强化党的领导与依宪执政的关系,三是强化依宪行政、依法行政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四是强化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摘要：医患纠纷"多发"源于现在医疗模式的转变。纠纷的"多发"属于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医患纠纷的"激化"原因在于纠纷解决的路径不畅,属于特殊现象,我国的情况尤其严重。显然,单纯依赖医疗体制转变来解决纠纷的"多发"与"激化"的观点,既过于笼统,又有些不切实际。正确认识"多发"与"激化"的原因二元论,既有利于澄清"医患纠纷的解决取决于医疗体制转变"观点的偏颇,避免制度的盲目转变,又有利于以民众需求为视角,设计出民众所接受的纠纷解决途径,有效地抑制纠纷的激化。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

摘要：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仅限于企业法人,商自然人、消费者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临商业风险的商自然人、负债消费的消费者过度负债问题已经凸显,无力偿债风险日益增大。个人过度负债是一个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是化解过度负债危机的必然选择。个人破产立法首要目标应定位于保障债务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人的因素”是个人破产制度设计的核心。随着企业破产法修改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新破产法可将个人破产纳入其中。

摘要：在传统“风险可保性”理论及内在需求动力不足的双重影响下,我国巨灾保险一直处于缺位状态。随着近些年我国自然灾害的发生日趋频繁,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愈发巨大,要求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巨灾保险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巨灾保险在保险市场上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理性的回归。在巨灾保险制度顶层设计中,经营模式的选择始终是重点内容,一个国家采用何种经营模式能够反映出该国的政治、经济、法治等基本状况。本文在通过交叉对比国际通行的三种经营模式的基础上,以公私法及跨学科视阈下的理念融合为视角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应当坚持政府主导推动下的市场化运作路径,并以此为基本架构对我国巨灾保险的经营模式选择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