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重要税收来源。鉴于数字经济特有的虚拟性和跨区域性,可能会导致其价值创造地与利润征税地发生错配,以物理性存在的常设机构无法作为数字经济税收的联结度规则。欧盟与英国以“用户参与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在全球征收数字服务税,但美国对“用户参与理论”的质疑及其对法国开展的“301调查”,导致数字服务税在全球范围的进展产生变数。数字服务税是一把“双刃剑”,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数字服务税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前作出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为此,建议通过完善和优化“用户参与理论”的内涵,借鉴域外数字服务税的制度经验,从增强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确定合适的立法时机、合理设定征收范围、加快开展数字化征税流程等方面进行完善。

摘要：学界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宪治国论所包含的科学内涵、法治价值、法治构型等已有一些研究,但研究中的体系化和结构化还相对缺失,尤其是对其科学内涵、法治价值及其构型等还须进一步理清。本文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依宪治国的科学含义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宪法统领法治体系,法治体系中的五个板块即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要受宪法的统领;二是宪法主导治理过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反映的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是核心要义,而主导这个法治过程的同样是宪法;三是宪法所包容的内容既能够引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又全面覆盖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四是宪法设计法治制度,宏观层面上的制度都是通过宪法来设计的,依宪治国的含义包括宪法对法治的制度设计。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有关依宪治国的重要论述包含非常明显的法治价值:一是树立宪法权威的价值,二是体现宪法根本法的价值,三是呈现宪法至上的价值,四是强化宪法实施的价值。习近平关于依宪治国的法治构型思想主要有:一是合宪性审查制度,二是宪法监督制度,三是宪法解释制度,四是宪法宣誓制度,五是宪法日制度。深刻理解和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宪治国论,还应重视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公民宪法权利与其他权利的关系,二是强化党的领导与依宪执政的关系,三是强化依宪行政、依法行政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四是强化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摘要：社会管理与政府公权力有着天然的联系,在现代社会其是不能与法治割裂的。规范公权力的法律体系主要是公法体系,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行政法治体系。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实质上是有关公权力主体行政法治能力的提升。即一国行政法及其制度在提升社会管理能力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在探讨社会管理能力提升时往往忽视了行政法在这中间的基本功能。结合目前我国社会管理的状况,我们认为应以行政法界定社会管理的概念、强化社会管理的理念、重塑社会管理的意识、设计和实现社会管理的秩序,以体现行政法提升社会管理能力的价值。

摘要：创意写作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包含狭义虚构类创造性写作和非虚构类创造性写作等。创意写作不仅培养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人才。种种迹象表明，

摘要：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动力,同时也是全球化时代各种矛盾的聚焦点。组成跨国公司的各实体在经济上一体性与法律上独立性之间的矛盾,使得有效管制跨国公司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恰当地进行法律设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现行跨国公司法律管制机制的缺陷进行科学地分析,从而寻找克服缺陷的方法,探索新型跨国公司法律管制的模式——全球管制治理机制。

摘要：自20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其反对单一、固定不变的传统逻辑与原则，主张创新变革，强调开放性与多元性的思想主旨，业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在诸多领域被试验着。《赎罪》通过反传统叙事体裁——元小说的运用，模糊自身与其他各种叙事体裁的分野；通过情节设计、人物情感的不确定性，消解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确定性，从而向世人传达着后现代主义对于意义的理解：任何叙事只是一种叙述游戏，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其意义只产生于人造的语言叙述符号的差异。

摘要：当前对防卫限度的研究通常停留在抽象的法理解释层面,缺乏可操作层面上的具象。二分说与一体说所持的观点与理由都存在问题,但相较于二分说,一体说的判断路径更优,并不会导致防卫限度的认定出现偏差,法益衡量主义并不排斥防卫行为在防卫限度判断中的重要地位。为了检验实践中防卫限度司法认定的实际状况,以行为限度与结果限度的规范要素作为变量设计的指导思路,建立防卫限度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发现,司法实践中对防卫限度的判断并非唯结果论,对行为限度的判断因素并不均衡,对结果限度的判断并非以上一层级相对较重的损害结果比较为依据。应当对重大损害结果进行级差量化的精准判断,重视行为限度在重大损害结果的级差量化中所起的作用,并坚持法益衡量下的价值与事实的一体化判断。

摘要：医患纠纷"多发"源于现在医疗模式的转变。纠纷的"多发"属于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医患纠纷的"激化"原因在于纠纷解决的路径不畅,属于特殊现象,我国的情况尤其严重。显然,单纯依赖医疗体制转变来解决纠纷的"多发"与"激化"的观点,既过于笼统,又有些不切实际。正确认识"多发"与"激化"的原因二元论,既有利于澄清"医患纠纷的解决取决于医疗体制转变"观点的偏颇,避免制度的盲目转变,又有利于以民众需求为视角,设计出民众所接受的纠纷解决途径,有效地抑制纠纷的激化。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作出的战略思考,明晰了清确宏远的战略导向,昭彰了细致缜密的战略设计,体现了深邃超凡的战略智慧,凸显了总揽全局的战略价值;运用战略思维,使思维方式与理论内在逻辑支撑构架相契合,有助于更深刻地领略其战略意蕴、更深入地贯彻其战略精神。道德修养的浸淫,文化氤氲的滋润,科学思维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尤其是实践的砥砺锻炼,是战略思维能力形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摘要：近年英国的维权判例表明,网约工劳动权益保护的基本思路是试图以worker概念涵盖网约工,使其归入第三类劳动者。但存在的基本问题有worker概念包容性不够;网约工劳动权益的内容和边界难以界定; worker身份未能与税法;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参照英国的经验,我国对网约工劳动权益的保障进行制度设计时,应从灵活用工的扩展趋势中把握网约工的劳动权益,立法或修法以明确规定灵活用工群体的基本劳动权益内涵,并注意与税法、社会保障制度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