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为刘备霸业所设计的英明蓝图.蓝图的第一步是“跨有荆益”,占据长江中下游的荆州和益州,这是霸业的基础.自从关羽丧失荆州.“跨有荆益”的策划完全破灭,致使《隆中对》也成为一纸空文.是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当然是关羽,但是不能否认,刘备更不能辞其责,本文主旨即在讨论这个问题.

摘要：本文以近代上海马斯南路街区的形成、演变为线索,首先将马斯南路作为一条道路,考察它的"造路史";其次,把马斯南路视为一个街区,探讨这个街区的"造街史",涉及街区的范围与特色;继而围绕街区构造的核心——"权力"问题而展开,寻找各种"权力人",包括原来的所有者、规划者、设计者、建造者、居住者等,同时结合马斯南路街区的形态结构来考察,从中揭示其内在的功能特点。就城市内部的结构来说,城市是由大大小小的、具有不同功能的街区或社区所构成。对作为构成一座城市组成细胞的街区剖析,有助于拓展、深化城市史研究的领域。作为近代街区的类型探讨,马斯南路街区研究具有"样本"价值。

摘要：王子壮曾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亦有国民政府部会任职的经历。他留存的《王子壮日记》为考察国民党"党国"体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通过对王子壮个人经历及其所见、所闻和所思的考察,可以发现国民党"革命性"的消褪、党权低落、强人独裁与弱党执政等"党国"体制中的问题,这些与国民党意识形态建构以及政治体制设计的先天缺陷有着紧密的联系,既包括国民党组织内部的问题,也涉及党政关系。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其组织动员模式徘徊于苏俄式政党与西方民主政党之间,从"革命"到执政陷入重重困境,这是导致国民党统治覆亡的重要原因。

摘要：“阶级”一语在晚清始为大量使用,内涵仍是传统官阶等级制度的延伸。近代国民平等观念传入东亚后,传统等级制的合理性颇受质疑。这种遭到反思、批判的传统品位政治特征,被概括称为“阶级制度”。清末革命和民国设计上都吸收了近代日本“四民平等、破除阶级”的政治、社会双重改革目标。康有为、刘师培等人进而构建了一套中国“阶级制度”与“阶级压迫”的历史叙事,成为民初一代新青年熟识的思想资源。1920年代初,社会主义思潮流行,阶级问题重新引起关注。《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进化史观始终引人注目。“阶级”概念近代语义由此过渡生成而来,其内涵从以“阶级制度”与“阶级压迫”的历史反思为主,逐渐向“阶级斗争”的横向社会分析转化。

摘要：姚锡棠,生于1934年1月,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1956年至1961年在苏联莫斯科工程经济学院攻读动力经济学专业,归国后在华东电力设计院工作20年,1981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工业室主任、部门经济所所长,1987年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同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任全国港镇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上海管理学会副理事长、浦东发展研究院院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等职。著有《浦东崛起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迈向21世纪的上海》、《迈向21世纪的浦东新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战略》等。2014年,获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获奖词称其主要学术贡献为:在能源经济、工业经济、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研究等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并在这些学科的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上海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形成和推进浦东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口述史课题系列成果之一,访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生助理研究员整理,经姚锡棠先生审订。

摘要：大同大学于1912年创办于上海,是近代中国一所办学历史较长,并保持长期稳定的私立大学。立达学社是大同大学的创办者和经营者,对大同大学的内部治理起决定作用。1928年,大同大学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案,开始设立校董会。但校董会只是为依照国家规定而设,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有限。立达学社、校董会形成表里共生关系。大同大学极力保持本校权力结构、制度和经费筹措方式的独特性和适用性,但又能设计出一套适应机制以应付国家权力,以保证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摘要：吴四一,1930年生,祖籍安徽,离休干部。1949年开始从事摄影事业,50年代曾任《华东画报》、《新华日报》摄影通讯员,《松江画报》记者,上海市摄影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协会会员,松江摄影协会顾问,上海市农村摄影"耕耘奖"获得者。2003年,将毕生作品无偿捐予松江区档案馆、图书馆。本次访谈进行于2009年11月12日。

摘要：清初周亮工所撰《赖古堂印人传》四卷,立传六十篇,共述印人七十三名,而父子皆能治印者计有九对,约略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如果父亲是治印名家,在其年老之后,由儿子代为捉刀以满足求印者之需求的情形则很常见。这一现象颇能凸显篆刻艺术"私相传授""子承父业"之特征;不过,"私相传授""子承父业"的特征,同时恰好映照出在时人眼中,篆刻毕竟并非士人正经事业的真实状况。因此,钩沉当时父子印人的艺术身世,常常只能从一些明末清初别集和钤拓印谱等稀见资料着手,以碑传、唱和诗文、印谱序跋、印文及边款内容等文献,窥探印坛薪火相传之路径,或可对晚明时期艺术上古典经典权威之式微、雅俗文化之间的交互和融贯提供新的视角。

摘要：从学术思想性质上将文景之治概括和指称为道家政治、黄老政治、老子政治,是自清末夏曾佑首倡以来至今流行的一个观点,但它是一个见道不见儒的有漏之见,漏掉了指导思想、政治礼乐制度和社会领域的基本事实和儒学存在,因此不能成立。由对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的实况和实义省察,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的上层政治变动中,儒家伦理观念依然通行于上下各个人之间,认证儒家伦理社会是其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地基和底子。秦帝国的历史变动及其焚书坑儒并没有颠覆社会的伦常文化结构,没有试图重新改造与铲除这个儒家社会地基,儒家社会依然价值地存在着。汉兴,吏民皆案堵如故,儒家社会继续存在。刘邦称善陆贾《新语》,奠定汉初的政治和思想基础,儒家率先成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是儒道共法,是整个汉初政治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是儒道两家共同参与创造的。以"无为而治"为政治模式的文景之治是在刘邦、陆贾奠定的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在儒家伦理的地基上,在儒家设计的汉廷礼乐制度和以《经》博士为主体的学官教化系统中运行、实施和实现的。文景之治的政治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儒道双席位制。黄老之学的首席政治代表、关键和领袖人物窦太后的政治权威,保障着文景之治政治指导思想的贯彻落实。就此人事而言,文景之治是道儒并治。但就"无为而治"实施的《诗》《书》经艺仁义内容,就文景之治与儒家思想的全面关系综合而言,则当说儒道并治。

摘要：戊戌变法以变官制开始,又以变官制失败而告终,所以与其说是变法,还不如说是行政改革。这场改革由康有为倡言设计、光绪帝付诸实践,不仅在精简国家机构、变革人事制度、修订行政法规等除旧方面有切实可行的改革举措;而且在新式行政机构设置、简化行政手续等布新方面也有别开生面的具体办法,可以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改革。然而,改革是外力催逼的结果,急迫、张皇而失去了从容,最终以悲剧性结局收场。透视这场超前、激进的改革,则不能不引起反思,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教训。如今行政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探讨戊戌时期的行政改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