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3年7月生效的《欧美数据隐私框架》是跨大西洋数据流动的第三次重大实践,意在进一步强化美欧数字联盟关系,扩大双方数字市场规模,并通过统筹两大法域法律规制的双向兼容性,制定有利于美欧利益诉求与监管偏好的跨大西洋数据流动规则。此次跨大西洋数据流动将为全球数字合作贴上“民主化”政治标签,挑战其他法域的数字规则话语权,加剧与中国数字市场竞争态势,并对多边机制参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该协议未对美国情报机构信息收集活动的必要性、相称性和补救机制的独立性作出规定,也未回应美国情报机构与欧洲数据保护机构间的利益冲突。由于美欧在数据保护机构的制度设计、跨国监管权力和技术可操作性等方面并不匹配,对其他跨大西洋数据流动机制存在的问题不够重视,跨大西洋数据流动前景还具有不确定性。

摘要：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意图重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以减少产业对华依赖,并限制中国科技的发展。由于韩国是美国同盟中电子信息科技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韩国的政策选择将影响美国全球半导体战略。本文借用“非对称依赖”的概念,提出分析三边关系下国家间非对称依赖程度的框架。在两个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等国家对某一大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取决于另一大国能否提供替代方案。韩国半导体产业在芯片设计软件、知识产权核、制造设备等领域高度依赖于美国,而中国难以在高端设备和技术方面提供替代方案,因此,韩国对美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高。另一方面,韩国半导体产业虽依赖中国市场和原材料,但美国及其盟友一定程度上具备提供替代方案的潜力,韩国对中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有限。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韩国对大国的非对称依赖导致其短期内陷入两难;为了避免长期的战略脆弱性,韩国已有意推动产业渐进式对华脱钩。同时,韩国也期望通过深化与美国的产业合作,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扩大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

摘要：比较案例研究是社会科学方法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密尔方法的应用是比较案例研究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当前学界对于比较案例研究中密尔方法的认知仍存在困惑,即基于小样本的密尔方法何以得出比大样本的统计分析更为确定性的结论,因而,有必要澄清比较案例研究的或然性。无论是案例研究还是定量分析,都是或然性的,并且这两种传承的基础逻辑是一致的。比较案例研究的或然性源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使得研究设计的各个步骤都产生确定性损失。具体而言,这种确定性损失来自于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前者包括了对事实认定、寻找和检验机制、过程追踪与强化信念;后者包括了变量赋值、基于布尔代数的因果推断和理论适用范围的推广,等等。因而,研究者在进行比较案例研究时,更加适合使用贝叶斯逻辑,将因果过程观察值和数据集观察值视为调整对理论主观信心的证据,而非在小样本的基础上去寻求确定性的解释。

摘要：社会科学方法论:两种错误的观点在社会科学中,方法论的争论是如此普遍而纷杂,尤其是政治学界普遍认为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范式,即定性方法论范式和定量方法论范式,二者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这类方法论的争端与辩论很大程度上来自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悉尼·维巴(Sidney Verba)(以下合称“KKV”)所合著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定性研究中的科学推论》一书的讨论。

摘要：特朗普执政以来持续打造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和小区域自贸区网络,力求使之成为凌驾于世贸组织、覆盖面广泛的双层次自贸区,构建以"美国优先"为绝对原则、权利和义务更加"对等"的全球贸易新秩序,彻底区别于世贸组织发展中成员得以享受较轻义务水平的制度设计,再平衡国际经济体系利益分配格局。受特朗普自贸协定战略的影响,世贸组织很难继续维持其全球贸易秩序的中心位置,全球贸易冲突风险持续攀升,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割裂趋势明显加剧,进一步扩大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作为特朗普自贸协定战略的重点针对目标,中国的未来发展也会遭遇一定阻力。在面临更大的制度改革压力的同时,中国贸易、投资、高科技发展的空间所受影响可能进一步凸显。

摘要：“中国锐实力说”反映出西方保守派对中国崛起在思想上、文化上对西方统治力冲击的担忧。通过概念辨析与案例比较可得知,这一论断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利用经济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开展的对外交流工作并不能与以传播虚假信息为核心特征的“锐实力”画上等号。应对“中国锐实力说”的最佳途径即是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其不仅有赖于中方对软实力资源的发掘,也取决于中方如何传播文化软实力。虽然通过人文交流和文化外交施加软实力影响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必须清楚认识到,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在政策设计上要突出人文交流中“文化对话”的特性;在实践手段上要提高文化软实力运用的技巧。这是中国新时代外交面临的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

摘要：机制复杂化已成为全球治理的突出现象,气候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更是如此。本文以气候治理作为视角,分析说明三类全球治理机制的复杂化现象:围绕框架公约构建起来的机制复合体、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构建起来的机制集群、以及问题领域交叉渗透形成的机制联结。气候机制复杂化有利于调动行为主体积极性和规范扩散,但也会造成臃肿、竞争、摩擦和相互抵消的情况,甚至产生权利和义务的再分配效应,进而赋予大国更多自由选择权。目前国际社会为实现三类机制复杂化的协同做出了艰苦努力,除了强化国际领导,还设计出协议连接、制度联系的解决路径。中国参与复杂化的气候治理机制需要着眼于资金效率、碳排放统计等基础能力建设的提高,一方面与欧美合作共同实现国际领导的供给,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机制复合体、机制集群、机制联结这三方面都有针对性的措施,分层次、分阶段、分领域推进。

摘要：金砖国家领先城市,包括上海、约翰内斯堡、孟买、圣保罗和莫斯科等基本确立了"世界城市"的愿景和发展战略。但是,区别于纽约、伦敦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资本和信息管控中心和全球产业链顶端的自然形成模式,它们主要通过学习、模仿、对标方式追求世界城市地位。研究金砖国家领先城市以追求世界城市为目标的战略规划、相关政策体系及实施,发现学习、模仿和对标世界城市的发展模式加剧了城市内部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的分化,使城市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相互"脱嵌",呈现出全球性和本土性、正式性和非正式性冲突等诸多具体问题。金砖国家新兴世界城市需要更为丰富的政策设计以实现多方面的平衡,包括维护不同利益主体特别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重视协调全球城市发展和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平衡,重视城市传统保护和城市创新的平衡,重视全球城市制度规则和城市既有制度体系的协调平衡。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际人员流动的频率日益增加,非法移民问题也日益显现。全球非法移民治理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全球非法移民剧增,并对移民接受国国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治理失效。造成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非法移民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短期难以消除;二是西方重视人权保护的自由主义理念和移民制度设计为非法移民提供了政治助力和现实保障;三是非法移民问题和经济、文化认同、人口危机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四是当前欧美各国的非法移民治理的疏堵政策面临两难困境;五是非法移民问题对主权国家、地区和全球而言具有两面性;六是国际组织的非法移民治理缺乏系统性的战略规划以及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导致全球非法移民治理缺乏连贯性、综合性、全面性。全球非法移民治理尚处于问题-反应模式的探索阶段,国际机制建设不足。目前,全球非法移民治理的复杂性短期内难以解决,全球非法移民治理困境将长期存在。

摘要：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力求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扮演领导者角色。尽管遭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新冠疫情冲击,但欧盟加快推动气候领域相关立法的脚步却始终未停。2021年7月14日,欧盟委员会推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措施,其中备受关注的碳边界调节机制(CBAM)终于露出了全貌。欧盟委员会此次不仅推出了CBAM正式文本和相关附件,还公开了最终版的影响评估报告,充分说明了设立CBAM的目的、决策过程、政策设计、实施方式及其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