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慈善信托中国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与企业、慈善组织和社会公众联动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化公私合作伙伴关系(SPPP),在多元主体间信义关系、社会化募集资金、公开透明机制、动态化治理和适用场景拓展等方面都有创新发展。基于一些首创典范案例,根据不同参与主体的动态组合与角色定位,可以将融入政府部门的慈善信托分为以政带社、政社连企、政企联动、企连政社四类。从网络复杂度和多维目标一致性的分析维度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通过动态调整治理结构中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组合方式与合作网络复杂度,有助于设计和选择适合国情的SPPP发展模式,提升“目标一致性”和优化风险防控,为推进环境治理、民生建设和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机制等提供智力支持。

摘要：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过剩和短缺经济的影响,使得用工单位需要打造劳动力“蓄水池”,这既能规避工资基金不足对企业经营的困扰,又能随时获得后备劳动力投入生产,由此出现了一群灵活就业的外包工群体。本文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机绣行业的家庭外包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外包工的组织方式、计酬规定和工作流程进行梳理,发现外包工群体普遍存在日常管理、任务分派、政治教育、组织动员等方面的问题,如何将外包工组织起来进行集中生产,成为上级部门长期考虑的重要事项。从外包工的案例可以看到,产量诉求和供给紧张之间的矛盾,导致在看似刚性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出现了较为灵活的劳动力用工体制。分析政府对外包工的组织过程和外包工的回应方式,及其呈现出的计划经济时期用工制度的制度设计与运行实践之间的张力,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时期“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的认识。

摘要：在五个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战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有扩大内需、激发经济增长潜能的“重大引擎”;集聚资源、优化消费资源配置的“全球枢纽”;引领潮流、促进消费创新创意的“策源中心”三大功能。实践表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有经济发达、服务能级高、消费地标明显、国际消费者众多、文化软实力强、全球消费资源配置力强、消费营商环境优越等特征。对我国五个试点城市而言,聚焦“国际”“消费”“中心”三点,是未来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要义。

摘要：作为指导未来近10年我国儿童和儿童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反映了我国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儿童福利理念和发展战略。对该政策文本的分析表明,我国儿童福利政策在新时代背景下体现了从保障性目标向支持性、发展性目标转型,以儿童保护为重心、以专门性政策为主,在制度建设的引领下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的基本特征。在国家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儿童福利需求普遍化和多样化以及国家亲权理念普及的合力下,我国儿童福利正朝着适度普惠、专业精准、法治的战略方向迈进。当前我国儿童福利的短板集中在家庭福利领域,未来应重点探索协助家庭科学育儿的政策措施和适合我国家庭的儿童福利政策工具。

摘要：校外教育是对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可作为家庭教育的专业性保障,但有别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校外教育的独特作用与素质教育相契合,对青少年健全人格培养和学习能力养成具有特别意义。目前,我国校外教育虽取得重大发展,但各类校外教育机构繁多且缺乏相互融合协作机制,校外教育建设缺乏整体设计和适用标准,优质师资力量不足,不能满足广大青少年的需求。因此,校外教育需树立大教育理念,整合各种教育元素,优化配置,为校外教育场所的建设提供科学化、规范化的技术指导,建立校外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制,进行校外教育的立法建设,有效促进和保障校外教育有序快速发展。

摘要：国家赋予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新使命,是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建功新时代的新机遇。为了成功打造“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全球典范,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璀璨明珠”,浦东要站在彰显中华文明、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针对城市治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结合全球城市治理改革方向,加强顶层设计,勇猛精进,行稳致远。

摘要：市域社会治理是传统县域治理的层次提升与空间重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其核心内涵包括治理理念的整体化、协同化、集成化;市域社会治理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科学化、均衡化;市域纵横向政府职能权责关系的规范化、协同化;常态及非常态社会应急治理的数字化;市域社会治理指标的规范化、标准化。实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重在处理好上级与下级、部门与部门、条与块、块与块之间的关系,形成统筹协调、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市域社会跨界治理新体制;处理好治理和服务的关系,构筑多层次、多样化、均衡化、数字化、品质化的市域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处理好常态与非常态的关系,构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支撑的全域化、全链条、全周期的重大社会风险综合防范与应急治理体系;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创新的关系,形成更加成熟、定型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度和标准。

摘要：本文尝试提出一个代际教育不平等传递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教育不平等产生机制、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状况背景三者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恢复高考后,家庭教育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992年以后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家庭阶层背景的效用显现,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管理阶层的资源优势正逐步转化成其下一代的教育机会。如果这一进程得以顺利延续和扩展,那么社会分层结构很可能将因此而日益趋向固定化。

摘要：通过实证数据分析,发现了外来人口属地化政策在特大城市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户籍身份是影响人们对政策态度的首要决定因素,非户籍人口对属地化取向的支持占绝对多数,户籍人口对精英化取向的支持虽占民意上风,但对属地化取向的支持却不低。阶层因素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户籍身份后显著降低。另外,社会融合度指标也有相当的解释力,最不支持属地化取向的人群并非土生土长,而是社会融合度较高的新移民。基于经验数据,未来特大城市应在外来人口政策设计上考虑逐步采用属地化的取向,给尚无机会获得本地户籍的外来常住人口更多的权利保障。

摘要：信访是一项承载了中共执政理想的本土化、内生性的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当前,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信访治理领域乱象丛生,广受社会诟病,并引发了关于信访存废的持续论争。其实,由于对社会问题的吸附,信访所呈现的乃是整个制度体系的治理焦虑,它制度化地减缓了社会矛盾的巨大冲量,承受了整个社会治理低效和失灵的代价。而应对治理困境,需要重温和反思信访原初的设计理念,尤其是在信访的政治、法治、治理等原则中形成新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