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认识和理解“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体系,关键是治学的精准定位,重在发挥理论研究的实效。关于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问题的讨论,借助对体系构成目标的认识和对体系思维能力的提升,阐明中国特色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价值与效用。应该说,“三大体系”建设为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提出了新目标和新要求,建构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理论主张和优势,是增强学科自信、学术自信、话语自信极为重要的理论创新之所在。同时,还要认识到“三大体系”建设的确为艺术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进一步凸显理论自身的主体性、原创性和时效性,不断彰显艺术学研究的引导力、说服力和感召力,这将大大促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融合发展,更是让文史哲艺“向未来”发展的底蕴和自信。

摘要：对于中国论域的艺术哲学研究范畴而言,“鹧鸪”是国人艺术审美接受史中的一个经典审美意象。通过以音乐艺术为中心的相关器乐化音响的经典艺术表达,人们可管窥到“鹧鸪”的“远-中-近”三个审美意象层次的发展印迹,体味到主体间审美思维和艺术接受中所达成的集约性。江南丝竹名曲《鹧鸪飞》是这种审美意象的音乐美学特例,在中国传统意象美学作为整个审美过程学理核心的前提下,体现出娴雅、端秀、氤氲的接受美感。

摘要：当下中国的美学研究界流行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这种理论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对“美”及“美育”边界的消解和对“美的规律”的否定,进而导致美丑不分、美育与艺术教育相混淆。这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其实,存在论试图超越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坚持认识对象客观本质的存在,在肯定“美”和“美育”的客观规定性的同时,兼顾审美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为审美实践所一再证实。它不仅在今天的美学研究中没有过时,而且可以拯救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造成的美学之殇。痛定思痛,今天,我们呼吁坚持美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新质生产力”打开美术创作新天地,是提升美术创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不仅改变着艺术生产方式,又促进着艺术生产业态的发展,以及价值链的优化。因此,倡导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注入美术创作,意味着人机协作、智能化协同在艺术创新领域的新实践: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对美术创作文献与图像资源的选择能效发挥着关键作用;另一方面数智技术与美术创作(包括创作团队)深度合作,对于促进美术创作的品质提升,实现作品多样性表达具有更多的效能。这就要求高质量推动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使之对美术创作产生根本性的转变。

摘要：从西亚—南亚经西域—中原继而进入日本,琵琶作为一件典型的丝绸之路乐器,提供给我们两个基本视野,首先是丝路两端横向流布之间的关联或是差异;其次,在每一个地理空间与民族/文化形态的流动节点上,都留下了其历史纵深与社会分层意义上可供个案讨论的空间。以丝路流布关系为背景探讨汉地琵琶的华化过程,无论是从静态器物的角度,还是从活态表演的角度,当代中国通用琵琶与丝路其他地区与文明当中的同类乐器均有着较大差异,似乎意味着一种相对彻底的本土化再建构与实践。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民间抱弹乐器对于丝路琵琶传统的延续,这令我们重审礼失求诸野的民间对于历史上文明交互与流变研究的意义。

摘要：1979年下半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青年编辑杨匡满刚在《当代》杂志第二期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命运》①,该文轰动一时,获首届(1977—1980)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日文版也随即由日本华侨林芳翻译出版②。匡满从新疆出差归来时,就接到了社里领导的通知,要他去《当代》工作。

摘要：现阶段的AI诗歌是“无意图”的诗歌,AI诗歌算法的完善能避免无效诗句的出现。研发者不必追求强人工智能作诗,而应在现有的弱人工智能框架下,通过文体和风格的专门训练提升AI诗歌的水准。通过比较诗歌的人文性和科学性可知:两者并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的,最终殊途同归。人类不必担忧AI诗歌的未来,也不应把重点放在AI诗歌的拟真性上,而应扬长避短,通过AI的量化优势探索诗歌的可能性。

摘要：马戈利斯的艺术定义,即艺术品的通用公式,将传统的规范性定义具体化为对艺术品的描述性表述,主张“艺术品是以物理形式现身并在文化中浮现出来的实体”,进而揭示艺术的本质。识别艺术品的身份是以物理艺术媒介物为基础,由读者主导的感知过程。这要求读者把艺术品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之中,将对物理艺术媒介的感官感知和对审美艺术设计的思维感知融合在一起。他坚信艺术始终处于流变之中,因此,对艺术品身份的识别也应该被视为人类理解艺术的历史性发展过程。最后,他又为定义附加了“类型”“殊例”“宏大类型”及“首要例子”理论,来辨别不同体裁的艺术品,尤其为文学艺术品身份的识别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策略和方法。

摘要：汉朝吸取“秦亡于暴”与“秦亡于专”的“秦鉴”,[1]在政治制度和治国方针方面作了重大改革,但同时,也保留了秦朝维护皇权统一、防止诸侯割据、天下分裂的合理制度内核,形成了“汉承秦制”与“汉变秦治”互补的政治模式,为后世历朝历代所遵循。所谓“汉承秦制”,是指汉代继承秦朝实行的直接向皇帝负责的郡县制,同时恢复并改良了封建制,一方面用它笼络皇室子弟,共同拱卫皇家天下,另一方面削弱封国的实力,确保它们无法与中央分庭抗礼。于是,郡县为经,封国为纬,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成为汉朝在制度建设上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所谓“汉变秦治”,是指汉代吸取秦暴而亡的教训,以儒家仁政德治学说为本体论,以道家清虚无为学说为方法论,制定了爱民利民、与民养生、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郡国一体和仁政德治,是汉朝留给后世的两大政治遗产。准确、深刻地理解汉代政治的双重特征,意义重大而非凡。

摘要：俄罗斯第一音乐先锋派作为20世纪初欧洲音乐创作技法革新的“领跑者”,它的形成源于对自由音乐的追求、对新规则的探索,以及先锋思想与社会主义群众音乐的结合。卢里耶、罗斯拉韦茨、韦什涅格拉茨基、莫索洛夫、阿夫拉阿莫夫等音乐家在无调性、十二音、微分音音乐、噪音音乐、无主题主义等技法领域展开深入探索,发出了整体序列音乐、具体音乐、频谱音乐的先声。俄罗斯第一音乐先锋派技法的创新与社会变革思潮融为一体,既受到当时欧洲文化环境与俄罗斯民族乐派创新传统的影响,又得益于俄国革命思想的激励与新政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