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邦早年向往薛地任侠文化。汉国初建,刘邦任用叔孙通制礼乐。叔孙通深受薛地礼乐文化的熏陶,在秦朝廷从事过礼乐工作,他和学生、齐鲁儒生、秦乐人共同制作了汉郊庙乐、汉上皇宗庙乐、汉高祖宗庙乐等。叔孙通在汉初的制乐活动持续时间较短,所凭借史料有限,再加之受到楚乐和其他地方音乐的挑战,没能完成制作礼乐的工作。但叔孙通重视礼乐教育,大力培养礼乐人才。汉武帝复兴礼乐时,这些人才取到了积极作用。汉初一个世纪,礼乐在曲折中复兴,汉文化发生巨大的转变。叔孙通的制乐活动对晋唐的郊庙乐和宗庙乐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要：继许慎、马融和卢植相对零散地《乐记》校注之后,郑玄成为汉代《乐记》校注的集大成者。郑玄在马融和卢植校注的基础上,参照刘向的编次,对《乐记》做了校勘,轻易不改字。郑玄的注释包释音义、释字词义,释句义、释节旨和释乐事五个方面,郑玄引《诗》《书》《周礼》《易》《春秋传》《论语》《礼记》注释《乐记》,注文与其他经注不重复。王念孙、王引之、熊十力等人对郑玄《乐记》校注的极少部分内容提出了质疑。郑玄的校注是我们理解《乐记》的基础。

摘要：仪式音声依寓于信仰仪式而运作和生成。面对如何"听到仪式"的问题,其关键处并不在于能否经由听觉辨识仪轨进程,而是通过听觉领悟音声所具有的内涵。换句话说,仪式内涵之所以能够通过音声"进行可感知的系统表述",并"固定于可感知形式的经验抽象",再得以体现(embodiment),是因为其"规律性和可预知方式中的重复行为"在展演结构和音声属性上形成了特有的制度,并被其文化群体所感知和共享。因此,制度性音声属性是继制度性展演探讨外的另一个"听"见并理解仪式的路径。

摘要："巫"及萨满究竟如何上下于神山,蹴就于神树?其通天的神路,隐喻了何样的思维与观念,又蕴含着何样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投影?既然巫文明延续的理由是有形—无形的"在世存有",重要的就不仅是告诉人们存在着另外的一个世界,而是那个世界的模样,如何通过"巫樂"而"现声"。如果以"路"作为巫及萨满制度性执仪的比较参数,重新反省其"行路"的诸种展演形态及其谱系,则此比较,不再仅仅依赖交感和顺势的联想,落脚在身份特质的共性上,而包含了文化中"旅程"的差异性。此差异性,提供了"地方性知识";又因其比较,具有了"超越地方性"的学术意义。

摘要：中国人对于声音的选择、制造、使用和接受,与西方古典音乐所界定的、前缀定冠词的"the music"的最大区别——对于"响器"之声的偏好。这与其"樂"总是存在于"礼"并贯通于世世代代的信仰仪式与礼俗生活相关,且以"器-器声-器声之意"建构了音响、象征和意义体系。在萨满和"巫乐"的语境中",为何由打击乐和摇动产生的噪音如此广泛地用于和另一个世界的交往?"它们体现出何样的人类共同经验、情境与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在响器制度与音声属性的讨论中,通过系统、密集、严格器型描述的民族志作业,对我们进一步探讨包括鼓和其他响器的整体性比较研究,探讨中国民间信仰仪式音声与"萨满式文明"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摘要：巫者以"路"在沟通天人的不同层次穿行,表达了她所生存的文化中人们看待世界的联系观念。每一次执仪,都在某种凭借中浮现"这条路"的结构;而每一次"以歌引路",又经由仪式境域中的"路数"和"行路",在"谁在唱""、向谁唱""、唱什么""、怎么唱"的角色及其多样化声音表达中体现出差异。而作为践履之道的标志——"歌路"则以"呼应"为核心,展演了【神/魂/鬼】-巫-人相会的结构性连续方式。因此,就"巫路"之歌的考察而言,便不能仅仅以其形式的描述为终点,更应该追溯它们的发生学内涵。

摘要：以"巫乐"中执仪者身份与性别呈现出的展演制度及其比较研究,有助于探讨"萨满式文明"中通天之巫何以越过重重历史而延续的理由。因此,在萨满定义的"泛""狭"之争上,过于专注某种信仰或宗教文化的纯粹定性和区别,难免忽略历史过程中文化之间的互渗互融,与其抱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定义,不如从谱系的考掘出发,在差异性和相似性中顺藤摸瓜,进而在"萨满式文明"的探讨中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生命力。

摘要：抽搐、战栗以及形体的狂乱舞动,正是巫或萨满在人-神(鬼)之间过渡与转换所显示出的形体特征。这一特征总是伴随着各类不同的声音或"音乐",那么音乐是否能够引发"出神术"?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比如音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触发、维持、辅助、主导"出神术"或"迷幻"(trance)等"意识变化状态"(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是20世纪以来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围绕这一关涉音乐效应的问题,是从生物学水平进行实验性的探讨,还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甚或在这二者间搭建桥梁?音乐与迷幻的关系都已然超出了巫乐的研究,而具有着如何理解人类情感及心理特性的意义。

摘要：2010年10月20日至24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了第十六届年会,笔者以《道乐研究三十年——方法学层面的几个问题探讨》为题参加了年会。会议期间,有关注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学者对笔者进行采访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根据是次采访记录整理而成。

摘要：西双版纳和景栋有着共同的佛教节庆(如泼水节、安居节等)及其他传统节日,傣族和布朗族(泰娄人)等在节日和平时的宗教文化生活中使用着同样用经典傣文书写的贝叶经和课诵经腔、一脉相承的铆钉大鼓、象脚鼓、铓锣和钹等传统乐器,由此形成了诸多共同的文化特质,并因此同属于"傣仂南传佛教亚文化圈"。如今,两个地区虽然为国界和河流所阻隔,成为"最难询访的近邻",但其佛教文化及其音乐文化的脉络却仍然保持完好,并在当代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新的音乐现象差异及其文化认同问题,值得对之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