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邦早年向往薛地任侠文化。汉国初建,刘邦任用叔孙通制礼乐。叔孙通深受薛地礼乐文化的熏陶,在秦朝廷从事过礼乐工作,他和学生、齐鲁儒生、秦乐人共同制作了汉郊庙乐、汉上皇宗庙乐、汉高祖宗庙乐等。叔孙通在汉初的制乐活动持续时间较短,所凭借史料有限,再加之受到楚乐和其他地方音乐的挑战,没能完成制作礼乐的工作。但叔孙通重视礼乐教育,大力培养礼乐人才。汉武帝复兴礼乐时,这些人才取到了积极作用。汉初一个世纪,礼乐在曲折中复兴,汉文化发生巨大的转变。叔孙通的制乐活动对晋唐的郊庙乐和宗庙乐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要：继许慎、马融和卢植相对零散地《乐记》校注之后,郑玄成为汉代《乐记》校注的集大成者。郑玄在马融和卢植校注的基础上,参照刘向的编次,对《乐记》做了校勘,轻易不改字。郑玄的注释包释音义、释字词义,释句义、释节旨和释乐事五个方面,郑玄引《诗》《书》《周礼》《易》《春秋传》《论语》《礼记》注释《乐记》,注文与其他经注不重复。王念孙、王引之、熊十力等人对郑玄《乐记》校注的极少部分内容提出了质疑。郑玄的校注是我们理解《乐记》的基础。

摘要：相比于蒙古族的另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长调而言,呼麦已经成为蒙古民族又一"族性象征"的声音。这一现象背后除了政治、民族认同以及特殊声音技巧的影响力等因素外,是否存在着支撑上述因素的、并为草原诸族所共享的声音结构、乐感和审美?文章就此考察并侧重于"弦功能",讨论作为呼麦声音形态核心的"双声结构"及其边界。尝试从声态、生态、身态、心态理解"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并在差异性建构中展开比较研究,进一步探索亚欧大草原及其接壤之处多元复合的文明。

摘要：情是诗的基础,诗是礼乐的基础。在礼崩乐坏过程中,诗与乐分离。乐起源于人们对天神敬畏、崇拜与感恩。乐是人内在的自觉要求,具有流动。乐能校正人们的情感和认识,加强族群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礼起源于人们对地祗的敬畏、崇拜与感恩。礼是君子必备的外来行为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礼能区分各社会阶层,确定社会等级,指导社会资源按等级分配,避免产生争执,节制人的欲望,节制强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和谐治理。礼与乐的关系经过三个阶段:以礼合乐、以乐合礼、礼乐结合。

摘要：青主在音乐美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带有推理性质的音乐理论①.青主在《乐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音乐美学范畴：音乐是上界的语言②,试图重新赢得中国音乐美学的话语权. 一、音乐是上界的语言 青主的音乐美学研究是围绕音乐的本质展开的,包括三个方面：＂什么是神圣的音乐？＂＂音乐在各种艺术当中处在什么地位？＂＂音乐的原素是什么？＂③青主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音乐是上界的语言.

摘要：红河南岸的哀牢山区是哈尼族聚居的核心地域,每年开春时节在梯田里发生的"栽秧歌"是哈尼族重要的音乐事象,也是哈尼族极具代表性的歌种。哈尼人以其特有的方式来进行声音世界的组合,并用诗歌般的语言和形式将其吟唱,在此所生发出的异彩纷呈的音乐行为,充满了诗性的智慧。笔者通过多次的田野调查,拟对此地流布的哈尼族"栽秧歌"的呈现方式和蕴含于其中的意义系统进行音乐人类学的描述和解读。

摘要：“乐从和”是儒家对音乐的本质要求。儒家常讲“致中和”，“和”与“中”密不可分。“和”即个体心境平静详和，“中”即社会管理均衡适度。音乐通过实现个体之“和”，进而实现社会之“中”。

摘要：2014年5月29日至31日,"首届国际萨满艺术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该研讨会旨在进一步加强仪式音乐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以及加强跨境、跨民族、跨学科的研究,由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与韩国汉阳大学东北亚音乐研究所共同合作举办。本次国际研讨会力邀中国、韩国、匈牙利、日本、蒙古、菲律宾、哈萨克以及港澳台等20余名学者参会,学者们围绕萨满与萨满艺术的相关问题进行发言与讨论。

摘要：专题研究、专人研究和专书研究都要经过一定的学术训练,逐渐完成学术积累。《乐记》专书研究是音乐美学范畴专题研究的基础。《乐记》整理工作包括:对文本的校、注的整理,其最终目的是确定一个新的、准确的、全面的文本;对《乐记》文本的标题和题旨、分段和段旨、分句和分意,字词的意义都有合理的解释。《乐记》研究工作包括:文本的理论渊源、文本的形成与传播史、文本中的范畴理论体系的建构。

摘要：黄友棣先生的《连阳瑶人的音乐》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内的一篇十分重要的学术论文,在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研究方面起着里程碑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作为20世纪40年代的一位专业作曲家,黄先生能将瑶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艺术与风格特征置于瑶族传统的社会、民俗、生活习惯、地理文化环境等背景中进行审视与观照,分析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此种思路难能可贵,彰显出鲜明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野。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文中对瑶族音乐艺术特征的分析与表述略带典型的进化论色彩,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