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整体性与历时性的园林认知基础上,关注不同类型的空间结构变化的方式:爬梳文献中的胜处构建、路径体验与区位的关联,分析变迁中的网师园空间与结构,解读在"设计者"需求与社会文化背景演变的过程中,园林的空间感知与变迁本质.

摘要：乡村不同于特定框架中的艺术作品,不能以一般审美对象视之,而应将其理解为审美体系,即将其审美经验与其他社会系统相整合。在现代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的本土审美体系虽然已经式微、瓦解,但根脉未断、底色未改,艺术乡建应不断反思其介入方式,协调当代艺术理念与本土审美体系之间的张力。在艺术乡建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已经意识到了艺术乡建与本土审美体系之间的张力问题,也逐渐对介入方式予以调整、修正,总体呈现为从局外人到局内人、从强姿态到弱姿态、从实验场到生活场、从断裂到连续、从主导到协商的变化。不仅于此,还应积极构建既能体现本土审美体系主体性、自主性,又能发挥艺术乡建引领性的相处之道。艺术乡建可考虑与本土表达协商共同议题,如教育、养老、生态、环境等,以本土审美体系自身开放性为切口,共创共生一种关切着乡村生存发展的新的乡村艺术形态。

摘要：艺术乡建作为社会参与式艺术在中国乡村的重要表征,体现了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向和时代担当,是我国百年乡建思想遗产和欧美、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社会参与式艺术思潮的互融结果。艺术人类学从整体性视角对艺术乡建进行观照,分析了艺术家与人类学家在乡建中耦合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基因、中国乡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探讨了中国艺术乡建在文化空间生产、家园共同体建设与心态秩序、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与身体体验以及在地性等方面的理论,展现了多元主体的整体发展特点,具有东方审美哲学意蕴。艺术乡建中关于中国手工艺的复兴和乡村的复兴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样式和中国审美哲学的回归,构建了一种新型审美体验,预示着中国社会向后农业文明转向。

摘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曾经是中国人文社会学中最早的博士后流动站。1996年笔者有幸在这一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博士后制度的跨学科要求,使得笔者有机会从艺术学进入人类学的领域,并在做博士后期间有幸得到了费孝通先生的亲自指导。在费先生的指导下读书、下田野、承担国家重大重点课题的研究,进而得到了快速的成长。后来在工作的过程中与同行们推动艺术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并在费孝通先生的支持下与大家一起努力,成立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费孝通先生去世17年了,这些珍贵的回忆将会构成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史的一部分内容。

摘要：与本质主义的民族身份意识不同,文化认同可以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始终包容着多样化的地域文化认同与诸民族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离不开对“过去”及其“记忆”的不断重构。形象作为表征,不仅可以激活人们的情感与观念,还可以把一种想象的一致性强加给分散和破碎的经验。民族民间的视觉文化遗产直接模塑了人们的视觉经验与视觉记忆,对于建立、加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具有特殊意义。民族视觉文化的“非遗”保护与基于“非遗”的文化创意是重构“过去”,对外重塑中华民族文化形象,对内强化认同感的重要文化实践。

摘要：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在20世纪初入藏大英博物馆的短短几年内,迅速引起欧洲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经过宾雍、翟理斯、沙畹等多方接力,将中国卷轴画史的开端“顾恺之与《女史箴图》”形象,从朦胧到明朗、由直觉到理性地首次展示在西方国际舞台上。艺术汉学家的知识生成与积累过程表明,在认知谱系上,其存在历史、图像、文学三个认知维度。人物传记及绘画理念的寻绎加深了时代背景的认识,画卷内容与题跋、钤印构成了中国画的形式审美,箴文的阐释固定了图像的意涵。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从实物与文本出发,考察具有“物”的属性的图像与固有知识的关系,在既有相互影响亦有各自特殊关注面的研究模式中,逐步朝着正确的认知方向运行。

摘要：城市一直是艺术乡建中隐含的在场者,城乡关系是理解艺术乡建最为重要的社会语境。艺术乡建本质上是乡村的空间生产。也就是说,艺术乡建不是创作作品,而是生产面向城市的产品。艺术乡建作为微观的空间规划、设计看似是独立自主的,其实并不能摆脱空间生产的总体性。艺术乡建所生产的表征性空间具有异托邦性质,现实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觉像是生活在镜像之中。艺术乡建空间生产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使得乡村趋向于凸显可视化与可解读性,乡民的生活空间变成了他者眼中的景观与故事。由于乡村成为产品,不仅乡村本身拜物教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及其身体也变成抽象物。反空间生产的艺术乡建应该以“弱”姿态介入乡村;艺术家需要深入乡村生活,培育对乡村的“家园”审美情感;应该通过长期驻留与共居,真正理解乡民的生活文化与乡村美学,以文化中间人的身份把乡村建设为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城乡文化共同体。

摘要：在历史上,诸多民间艺术都曾自觉地向雅文化靠拢,不断追求审美性,趋向文人审美趣味。从两宋时期的瓷器、画绣到明清时期的紫砂壶、竹刻、铜香炉及昆曲等,都出现过雅化的历史现象。传统民间艺术的雅化有其历史逻辑,一是民间艺术发生了分化,部分脱离了日用,转化为一种商业化的文化产业形态,不得不“上进”;二是文人阶层“眼光向下”,其审美意识渗透到民间艺术与艺人群体之中,艺人无力阐述、坚守民间艺术自身的美学精神,理性地迎合了文人阶层的文化需求。在当代社会,民间艺术的仿古及其“中式美学”似乎延续了雅化的历史逻辑,其实不然,失去传统文化精神支撑的“古意”与“中式美学”只能成为一种身份消费的标签。面向当代艺术精神,真诚地表达当下生命经验,是当代民间艺术雅化该走的新路。

摘要：以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来看,非遗本质上体现着一种地方性的审美经验。就非遗审美经验而言,身体起着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非遗必须依存于具体的、活的生命体之中,身体是非遗最为直接的存在方式。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是,非遗是以身体的亲在性为其前提的,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身体是非遗的基本构成要件,非遗离不开直接的身体经验;二是非遗传承必定是身体传承,是“具身性”的默会认知;三是非遗审美是一种无距离的融入性审美,召唤身体投入。这种凝聚在非遗中的身体亲在性意识促使我们重新反思非遗的主体性问题——非遗的主体性只能建立在身体的亲在性基础之上,承载着某种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身体本身就是非遗的“主体性场所”。

摘要：南京云锦具有的实用功能、审美内涵、象征意义等多元综合价值是因传统社会的特定需要而形成的。进入当代,云锦所附带的神圣、权贵等象征意义失去了原有的社会生态,实用功能亦随之弱化,审美属性逐渐凸显,甚至成为云锦的主要特征。然而,唯美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云锦传统的连续性和生命力的整体性,导致其在当代传承过程中矛盾重重。这是很多传统手工艺存在的共性问题。因此,依据传统手工艺要素特点营造审美空间,涵育新的人文生态,助使当代人获得连续、完整的审美经验,实现传统和当代的“连接”,在充盈当代人精神空间的同时实现传统手工艺的活态传承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