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晚明,身处动荡与危机中的士人群体已然开始摆脱时代政治伦理结构及其空间的束缚,致力于营构主体化美学生活。在政治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晚明士人在文化、艺术、工艺等领域促进了新观念、新学术、新思潮的不断发展,最终催生了晚明士人主体美学意识的深度觉醒,形成了全新多元的、生活化的主体美学新转向。

摘要：20世纪我国日用陶瓷的设计创新是在现代瓷业系统的内、外部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推动机制。目的为探究我国现代日用陶瓷装饰设计创新的驱动力,及其各要素相互依存和制约的机制。方法以景德镇青花玲珑瓷为个案,从技术史视角切入,对其生成基础、宏观结构、微观事件和内在观念四个动力要素予以阐述。结论青花玲珑瓷在设计雏形生成、设计标准确定、行业典范树立和设计“传统”发明的作用机制下确立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之一的身份,并以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性的装饰设计特点成为20世纪我国现代日用陶瓷创新中的典范。

摘要：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另一种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艺术学家和文化学者研究新质生产力时遵循的是后一种路径。这种路径的核心是把文化尤其是艺术和设计元素等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如科技、工艺、资金等相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基于产品美学、营销美学和生态美学,从案例分析的微观视角,可形成我国企业打造新质生产力的三条美学路径。

摘要：渊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蛇身平结图像,在印度和中亚融入佛教物质文化,进而传入龟兹地区。罗马帝国两端有头蛇、中印度和东南印度一体多头蛇,与波斯双头鹰、印度人面鸟喙形金翅鸟像组合造型,形成龟兹特有的金翅鸟擒蛇平结表现。龟兹石窟金翅鸟擒蛇平结图像,绘制在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中脊天相图中间,表述佛教徒战胜自我烦恼的根本意涵。

摘要：雷神作为中国最早的气象神崇拜之一,经历了从“兽”向“神”、从自然神灵逐渐转变具有复杂社会职能的人格神灵的变化过程,由神话学转为宗教学。至汉代,雷神具备了纯粹的人格化特征,且雷神信仰在汉代特殊的神仙语境下有了仙化的倾向。汉画雷神图像存在复合兽形、半人半兽形和人形这几种外形并行存在的现象。其图像构成及表现形式均呈现出由单一走向复杂、综合的趋势,雷神成为图像中的主要叙事元素,空间结构的处理方式也愈发灵活,在继承楚文化浪漫主义特点的同时,又秉承着汉代艺术的古拙、雄浑的艺术色彩。通过分析汉画雷神图像的艺术特征,从艺术学角度探究民族艺术创作的价值及审美取向,从背后蕴含的精神信仰、社会信俗和理念内涵探究汉代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世界观。

摘要：20世纪初中国美术进入现代化探索阶段,以刘海粟多次海外参访,尤其是1934年至翌年横跨欧洲大陆的中国美术巡展为此贡献了独特实践。他提出“中国艺术的文艺复兴”,主张以自主、开放、包容的美学视野推进美术现代化。刘海粟深悟中西方绘画传统、理论与实践的多维碰撞,反思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的民族本位与国际认同,为美术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探索。

摘要：当下人类社会已进入“人类世”的高风险复杂系统,面临着种种问题、困境及机遇,在此背景下,新文科应运而生。当今学界的首要任务在于提升全球文化政治共商机制,以节制技术发展来应对各种技术风险,制衡技术的全面统治,进而解决地球生态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参与,也需要人类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等参与其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思想库,而新文科概念的出现正是这一思想库形成的前提。作为跨人类学、艺术学、哲学等领域的艺术人类学,应充分认识自身的学科优势,将其融入新文科理念中,努力发展新的研究范式,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提出新的思考,并由此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摘要：晚宋笔记、文集屡屡表彰下层士人画家,元修画史却大量失载,使之成为历史低音。晚宋下层士人习画为业,既因科举艰蹇、士风丕变带来士人多元转型,又因士庶生活需要和礼代文人画家,画家生涯成为失落士人的准职业选择。下层士人表现出有别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画学资源和文人图示,为理解宋元绘画文人化进程提供陌生而有益的历史片段。

摘要：《上元灯彩图》画作中的上元灯“节日狂欢”符号、“从下往上看”鳌山灯组符号,构成了解明代南京夫子庙区域人文风俗的“系列图像”。图像本身不能让受众直接进入明代南京夫子庙区域的社会镜像,但可以通过图像与民俗的关系、图像与历史的关系、图像与细节的关系,看出彼时的民俗画创作者(赞助人)如何看待平民;男性如何看待女性;统治阶层、中产阶层怎样看待百姓的态度。《上元灯彩图》画作中的历史图像通过解构与重构明朝时期“旁观”成年女性的第三者形象、售卖雨花石的小童等“小人物”的身份,建构民俗符号意义,对于研究风俗画作品中的历史图像与民俗意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摘要：“二十四节气”随着先民观象授时、时空合一、阴阳五行、自然崇拜等观念衍生而出,其作为思想和观念的物化载体,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文化现象。中国的古代历法属于阴阳合历,就是以朔望月与太阳年并行为基础的历法,首先他们通过平分两分日的距离很快找到了两个至点(冬至与夏至),而后通过平分四时(冬至、春分、夏至、秋分),找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接着他们把八节之间的距离平均三分,定立“二十四节气”。可以说“二十四节气”源起于天文观测及农耕时间的需求,从最初的春秋,到四季演化形式,到与方位、四季以及物候的融和,逐步趋向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时序体系,默默地指导着中华大地的农业发展和生活的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