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五年来,习近平关于经济建设形成了一系列新判断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这些经济思想有着特殊的框架结构和逻辑体系。其主要特点是,秉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既着力当下,又着眼长远;遵循经济规律;紧密结合顶层设计、战略决策和方针政策;立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积极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实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其方法论是,顺应时代要求,破解时代难题,坚持根本和发展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以变制变、以新促新,实现"时代—实践—理论"良性互动。现有《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乃"上篇",未来必将不断谱写新篇章,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续篇。

摘要：当前沿海地区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民营企业成为主力军之一,长三角地区是最大的主力军,上海尤其突出。但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遭遇到不少瓶颈,缺乏完整的信息数据支撑,企业之间独立分散缺乏合作,高能级、高水平的专业服务严重不足,缺乏品牌和科技支撑,缺少产业链、价值链和技术链等投资经营战略与策略,还有一些非理性投资、甚至有资本借机非法外逃。应大力创新和塑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新机制、新路径。以支持帮助企业"走出去"为立足点,积极推进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链、价值链和技术链的战略与策略,打造一批强有力的行业协会和商会,努力与第三方合作、多元开辟第三方市场,打造全球化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平台,包括国际投资经营的数据库、构建大宗商品和国际商务服务平台、强化和完善金融及资本市场的信息监测监控,强化和完善顶层设计,在国家和沿海省市创设综合协调机制,并在沿海中心城市创设"综合支持服务中心"。

摘要：要实现法治建设顶层设计的各项要求在基层有效落地,需要在基层法治建设中开展整体性动员,从主体动员、内容覆盖、行为持续等维度开展系统行动。示范创建作为推进基层法治建设整体性动员的一种路径,可以实现基层法治建设工作全主体参与,法治内容在基层全方面覆盖和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在基层全过程体现。示范创建可以在主体动员、内容覆盖、过程持续三个维度切实有效地提升基层全面依法治理水平,助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

摘要：进入后脱贫时代,我国的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相对贫困、农村相对贫困、公共服务相对贫困、经济相对贫困四个方面,其产生的根源均在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要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入手构建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机制。解决区域性相对贫困的关键是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消除农村相对贫困要依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通过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协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公共服务相对贫困要求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间、城乡间和人群间的均等化供给。治理经济相对贫困的重点是构建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除了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外,还要着力改善生产条件分配、促进经济机会公平。

摘要：医疗保障是反贫困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当前全力实施脱贫攻坚和大力推进健康扶贫的背景下,医疗保障改革应更重视反贫困目标导向。基于家庭人均相对收入函数的数理分析,从收入与支出两个维度揭示了医疗保障反贫困的作用路径、机制与效果,论证了医疗保障有助于降低贫困率与减轻贫困度。同时还说明,医疗保障结构、医疗保险缴费、医疗保险待遇、医疗救助条件等医保制度要素,以及医疗服务供给、医疗服务需求价格弹性、疾病康复特点等外部因素,均会影响医疗保障反贫困的作用效果。优化我国医疗保障反贫困机制设计的要点为:完善贫困群体的医疗保险缴费减免机制,调整优化医疗保险的补偿及支付机制,积极发展与努力健全非缴费型医疗保障,以系统性思维推进医疗保障反贫困制度建设。

摘要：加快上海共享经济发展,须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定配套方案,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企业;加强产业间联系与协作,构建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共享经济生态圈建设;构建动态审慎监管机制,采取“管标准、管合规、管信用”的新型监管模式,提升政府对新业态的治理能力,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创新监管手段;完善共享经济发展的数据技术、信用信息体系和统计检测评估体系三大支撑,为上海共享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摘要：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改革正面临两难困境:现行的个人制因公平性不足而亟待改革,但具有公平性优势的家庭制则存在税收非中性、征纳成本较高、税基易缩小等弊端;同时,目前实行家庭制还面临可行性方面的诸多瓶颈与困难。化解上述困境的改革出路为:将引入家庭制、建立个人与家庭混合并存的纳税单位模式作为长期目标,在促使家庭制实施条件不断成熟的基础上,采取渐进方式稳步推进改革,妥善解决好确定家庭纳税地点、减少家庭制负面影响、合理设计税前扣除等问题。

摘要：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有利于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水平;第二,数字化可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管理革新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渠道来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第三,数字化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对于资本禀赋和研发强度更高的企业,数字化对创新的激励效应更突出;第四,数字化的创新驱动效应因企业的行业和所有制属性而有所差异,其中高科技企业和国有企业受到的激励效应更大。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鼓励企业根据自身特征积极夯实数字化基础、引进数字技术,并同步增加资本和研发投入,拓展要素组合方式和创新边界。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广泛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应用潜能持续迸发释放,激励企业通过行为重塑实现价值链升级。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以及WIOD投入产出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可显著促进企业价值链位置攀升,且对一般贸易企业、高科技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数字技术通过增加生产性投入进口与降低管理成本两个渠道来推动企业价值链位置攀升;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价值链位置的提升效应显著,但不及数字技术;数字技术与企业价值链地位呈现显著的非线性特征,数字技术投入程度更大、自身资本禀赋和所在地区数字化水平更高的企业所享有的数字技术价值链升级效应更突出。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根据企业特征采取差异化政策,并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重视数字技术通过扩大生产性投入进口和降低管理成本来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