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贯通党政协同环境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在“常规型—运动型”国家治理整体结构中,基于存量环境监管制度改革的内生动力与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外部回应,国家在顶层设计层面推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以实现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持续性。以制度运行过程为逻辑主线,可以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划分为启动、实施、整改、问责四个运行阶段,每个运行阶段的制度设计均兼具常规型治理机制与运动型治理机制的双重特征。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稳定运行与长效机制建设,其制度定位应实现从“赋能”向“融合”转化,并通过自我设限与政府主导的组织化路径解决与既有制度的衔接问题,通过资源整合与信息互动的法治化路径实现制度自我完善。

摘要：我国公安机关政治工作部门长期以来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组织机制作用。然而,既有队伍建设相关研究偏好于宏大叙事和顶层设计,较少关注微观方面的实际问题,难以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提供更为翔实的素材。采取参与式观察的研究进路,X直辖市公安局各分局政治处在思想意识、组织结构、工作作风、能力素质四个维度呈现结构性发展困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安政治工作部门面临的制度性发展困境。新时代,公安政治工作部门的改革完善思路应当契合“新十六字方针”,在具体对策上坚持“自身建设”与“引领建警”的双轮驱动逻辑。

摘要：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的推进,协商民主的系统化运行被提上议程,党委政府工作与政协协商衔接机制的完善成为应有之义。基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大现实诉求,以系统视角探讨党委政府工作与政协协商有效衔接的机制问题,在梳理党委政府工作与政协协商的制度衔接、运行衔接、平台衔接和成果衔接的基础上讨论其基本运行机理。党委政府工作与政协协商的有效衔接机制包括以认同机制维护政协协商价值系统,以组织机制巩固政协协商制度系统,以合作机制共促政协协商的行动系统,以评价机制优化政协协商的成效系统。有效衔接在政治系统中确保政治协商系统有效连接、有序运行;优化协商制度设计与实践,维护公共利益;提高政治沟通的有效性与政治系统的回应性,协助党委政府形成科学、合理的决策。

摘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范式正朝着法治化方向转型。国家治理范式法治化转型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转型的逻辑必然,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繁荣的逻辑必然,也是人民大众主体意识不断提高的逻辑必然,还是我国和平崛起融入国际社会的逻辑必然。国家治理范式法治化转型必须遵循六大基本逻辑:一是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二是努力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三是始终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新法制原则,四是努力实现改革发展与法治建设的良性互动,五是注重促进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同频共振,六是始终注重"历史传承、本土创制和借鉴吸收的有机统一",并注重实现领导力量与推动力量、大众力量与精英力量、体制内力量与体制外力量、自发力量与自觉力量的协合。

摘要：干部考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选人的优良传统,这一制度设计是如何运作的,有何体制优势,值得深入探究。基于对某市A区党委换届的田野调查,本文揭示了干部考察的运行逻辑,并从组织选贤任能的视角进一步明确了干部考察的功能定位。研究发现,干部考察介于干部提名与任用决定之间,其运行有效统合了组织认可、领导推荐、群众基础、个人德才等多元干部选任因素。因此,这一制度安排不仅有助于消弭组织选人的信息不对称,实现选拔过程的“高效率民主”与“高质量集中”,同时还兼顾了干部选任的政治标准与专业能力,推动了候选人个人特质与岗位任职情境间的有效匹配。通过立体化呈现干部考察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选人机制,本文拓展了当前中国政治发展中干部晋升和人事管理研究的边界。

摘要：在疫情防控等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情境中,社会状态的切换影响公权力与私权利(自由)之间的动态结构,关系到政府应急行为和应急措施的合法性判断。结合制度、实践和理论维度审视,紧急状态的多重逻辑是社会状态不确定性的根源,不利于公权力与私权利(自由)的动态平衡,引发了我国应急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弥合冲突的基本立场是消解紧急状态的多重逻辑张力,统一全社会关于疫情防控等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共识,为不同社会状态下政府应急行为和应急措施提供明确的合法性判断情境。在具体思路上,除了持续发挥法律解释的调和作用,还应以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建设为契机,撬动紧急状态立法,构建完善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打通应急法律体系中的紧急状态规定。在立法设计层面,“分立”和“整合”两种路径具有相同的逻辑进路,但基于技术性和策略性考量,后者更符合立法精简、效率的要求,且有助于提升制度效能。

摘要：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围绕司法的性质和功能定位问题展开的整体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司法体制改革围绕司法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审判权属性与判断权属性展开了顶层设计并提出了诸多推进举措,体现了强化公共权力制度约束与遵循司法运行内在规律的统一性。当前,围绕司法体制改革举措的推进,实务界与学术界存在一定的争议,关键是要在围绕实现顶层设计的基本前提下,坚持问题导向、改革方向,认真研究处理好改革进程当中可能出现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改革的共识与动力。

摘要：在长期的制度发展历程中,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都在会议上,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主要是通过会议方式行使[1]。开会(议事)的程序,是人民代表大会有效行使职权的保障,基于这套程序的规则设计(即人大议事规则[2])可以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作核心。因此,研究我国的人大议事规则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20年8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正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这意味着《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在实施30多年后迎来首次修改。以《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修改为契机,回顾我国人大议事规则研究历程,反思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我国人大议事规则乃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认知,推动相关研究迈向新的阶段,更好地指导完善实践运行中的议事规则。

摘要：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当前关于司法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核心特征就是强化司法权力的制度约束与尊重司法运行的内在规律的统一。一方面，司法权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强化制度约束，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要求。就当前强化公共权力制度约束的一般趋势来看，推进主体、职权、机构、程序、责任的法定化.

摘要：对于法律责任概念的全面、准确把握,应从逻辑构造、社会事实与价值因素三个方面阐释,即法律责任是指在逻辑上相互衔接的法律关系组成、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对象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法律责任条款是指在法律文本中表达法律责任内容的法律条款。根据现行立法的实证考察,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法律责任条款的设置存在的问题,包括法律责任条款本身的逻辑结构不完整;责任条款设置的不协调;责任条款的不当衔接;责任设置的过于原则或笼统等问题。通过实证统计数据与规范分析,为下一步解决法律责任条款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构建法律责任条款规则体系,提供有针对性的问题意识与方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