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文彬，1939年生，笔名行余、余力、鲁子牛、石尚存等，祖籍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生长于辽宁省盖平县九区（今归大石桥市）。1966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1968年4月分配至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调至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任研究员。曾任《新华文摘》历史编辑、中国红学会副会长、87版电视剧《红楼梦》副监制、电影《红楼梦》学术顾问。现任中国红学会、北京曹学会顾问。自1980年至今出版红学著作二十四种，主编、校注各类图书十七种。代表性著作有《红楼梦在国外》《红楼放眼录》《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红楼梦与台湾》《程伟元与红楼梦》《红楼人物谈》《感悟红楼》《胡文彬点评红楼梦》等。本刊特委托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段江丽教授采访胡文彬研究员，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摘要：蔡义江,1934年生,浙江宁波人。1954年从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78年借调入京,参与筹创《红楼梦学刊》、成立中国红楼梦学会。1986年调京任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主持创办团结出版社,任社长、总编辑。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等。

摘要：中国意象诗学之直觉想象而以形媚道原理的历史生成,有赖于诗画艺术相生互补的发生与发展机制。缘乎"意象"范畴问世之际文学自觉兼有视觉艺术自觉的大语境,"窥情风景"和"以形媚道"的核心理念,合力造就了中国意象诗学原理的历史发生。继而,在晋唐山水诗的高度成熟和山水画的古体转型基础上,王昌龄诗美三境说和司空图诗学两点论的递进思维,建构起兼容"了然境象"与"象外之象"的诗画复合艺术理想。进境于宋型文化时代,以"状溢目前"为大前提的"禁体物语"诗学新尝试,以"真山之法"为超越对象的"以大观小"绘画透视法,共同体现出有法可循而又富有否定超越机制的意象诗学技法论。

摘要：中国美学在汉语世界里的典型存在方式需要从总体上进行学术探索。探索的具体切入点有三:关注中国美学以“道”论建构为中心的终极追询方式,聚焦中国哲学美学之原点《老子》“五千精妙”之最具代表性的“道可道,非常道”章和“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章,重新解读并揭示文本的整体玄同语境所生成的玄同命题之丛集原理;关注中国美学以“人的关怀”为中心的人文关怀方式,聚焦中国文人主体的历史命运变迁和话语能力养成机制,凸显其大语言艺术自觉的本体观念以及“微言”褒贬和“景语”抒情的特殊传统;关注中国美学以“意象”范畴为中心的文艺批评传统,聚焦“意象”原生语境的文本特质和“言意之辨”的思想动因,重新认识并深化推进“言意之辨”和“意象”阐释,揭示超绝言象而又执着于言象的汉语艺术智慧。

摘要：北宋诗人黄庭坚对《竹枝词》有特别嗜好,先后创作四组《竹枝词》,虽然仍可歌,但就艺术风格而言,则奇变横生,已经由乐章体转变为徒诗体。黄氏《竹枝词》仍然继承唐代《竹枝词》抒情激越的特点,与后世专写方俗、主观抒情性弱化、风格多趋平顺的《竹枝词》很不一样。从评论方面来看,黄庭坚对《竹枝词》有较多的叙述与评论,尤其是他对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创作时地、词史地位、审美价值的相关论述,实可视作《竹枝词》史的第一篇专论。

摘要：以武事比文艺,源于汉人“射策”之说。杜甫加以巨大的发展,成为他创作诗歌意象、阐述诗歌艺术精妙之理的独特方式,对后人影响很大。杜甫诗论中的以武事比文艺,根据喻体的不同,可分为骑射和战阵两类。骑射方面,杜诗或以“破的”比喻创作之得法,以“飞动”传达以雄健为尚的审美倾向,或将“射策”等陈词化作“穿杨”的生动形象,对中晚唐诗人产生普遍影响。战阵方面,杜诗多用“战胜”“笔阵”“劘垒”“先锋”“铦锋”等,表现出挑战古人的自信和追求雄健风格的倾向。中唐元白、韩愈、刘禹锡乃至晚唐陆龟蒙等人于唱酬之际,于杜甫以战阵喻诗尤多取法。但中晚唐诗人更关注喻体(战阵)本身,不断地丰富细节,融入典实,加以戏剧化描写,却鲜有对诗艺本身的阐发。这和杜甫很不一样,体现出中晚唐诗人学杜的局限,以及普遍的争胜意识和流派门户观念对于诗人创作实践的复杂影响。

摘要：俞平伯关于《红楼梦》风格的“怨而不怒”说,是在红学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巧借儒家经典诗论拈出的一个很有争议的著名观点。它是一个美学概念,认为《红楼梦》具有含蓄蕴藉的总体风格,表面平静,内藏血泪,感染力超强。此说是俞平伯以文学的眼光进行《红楼梦》研究的一项有益实践,与他本人的艺术气质息息相关,也是新时代红学发展的必然产物。这项学说植根于传统审美理念的丰沃土壤中,合乎《红楼梦》文本的实际状况,是理解《红楼梦》的一把金钥匙。

摘要：“凹凸法”源自印度,是以用色和线描为核心,塑造出平面绘画立体效果的技法。在汉唐时期的丝路文明交流中,“凹凸法”进入古代中国。经中国历代画家的继承和发扬,“凹凸法”保留了追寻立体造型的导向,延续了对色彩的重视,不用或弱化轮廓线,更以“没骨法”为名,演化出了“没骨山水”和“没骨花”。

摘要：清初,自称崇祯宫廷乐师的杨正经流落淮安后以演奏“思君”“思亲”的“二操”知名,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诗歌名家陆续参与“听杨正经弹琴诗”的创作,此题以参与人数多、涉及区域广、持续时间久而成为清初值得关注的诗歌现象。“听杨正经弹琴诗”深入文学视野,有赖于时代风气与江南文学、艺术生态的共构,以张养重、王猷定、屈大均等重要创作者为中心,可梳理出其生成及流衍特征。受清初特定地域境遇的制约,“听杨正经弹琴诗”的书写主要集中在商业性城市与动荡不定地区的遗民文人群体,其数量在南北地域中的不均衡与旨趣在南方各区域的演变等,均为一代遗民文人心态起伏之写照。

摘要：在《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的涉红札记及1911—1918年的涉红文字中,胡适关注的是《红楼梦》的作者、版本、本事、人物性格、主题、审美价值等多方面的问题,研究方法也涉及索隐、考证以及审美批评、社会批评等多种形式。在开创“新红学”之后,胡适只注重用考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而对用其他方法研究其他问题不再感兴趣,甚至持排斥的态度。在取得开创性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两个彼此关联的失误:一是错误地将《红楼梦》小说当作历史著作,采取“曹贾互证”的方法,使得他所一再强调的科学方法走向了科学的反面,违背了小说属于艺术创作这一基本规律;二是片面坚持“写实自传说”,从而导致了对《红楼梦》思想和文学价值的严重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