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低碳供应链研发、促销与定价问题,构建微分博弈模型.将产品低碳度和商誉作为状态变量,综合考虑价格和非价格因素对市场需求的多重影响,考察并比较不同决策下供应链的反馈均衡策略,结合数值模拟,对相关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发现:集中式决策可促使供应链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双赢;产品批发价对分散式决策下供应链均衡策略及利润产生重要且不同影响;两种决策下产品低碳度随时间单调变化,而商誉的变化却呈现多样性.

摘要：我国"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施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和限期达标规划",且将环境质量达标规划上升到立法高度.本文以区域空气质量精准管理为目标,聚焦空气质量达标最优决策方法研究,系统研究了空气质量达标管理体系、模式与方法.基于Stackelberg博弈理论构建了主从递阶两层优化模型,研究表明,优化决策结果不仅能展示区域最优控制方案下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污染物的削减量、最小减排成本,而且能明晰、细化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污染物控制技术组合措施,可较好地指导区域空气质量达标管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我国空气质量改善战略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撑,并为城市或区域空气质量的达标管理提供现实指导,有助于全面实现"经济发展-环境质量-能源替代-污染治理-控制成本"五位协同的大气污染防治综合科学决策.最后结合区域空气质量管理的要求,在制定达标管理细则、强化区域顶层设计、促进数据共享、结合产业实际,以及短期、中长期达标规划相结合等方面总结了政策启示,为提高我国区域空气质量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与路径.

摘要：近年来,以水域和大气等为代表的跨界污染问题层出不穷,在地区之间呈现出单向或交叉的外溢性。传统的行政手段已不是解决跨界污染问题的最为有效管理工具,急需建立一个由地方补偿为主,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来弥补跨界治理合作中部分地区的治污损失,实现区域间发展权力的平衡。本文将跨界污染视为典型的区间外溢性公共物品,构建一个由生态补偿方和受偿方在有限时间内存在污染越界传输问题的微分对策模型。考虑补偿方依据受偿方治污投资力度的大小决定其补偿比例;探讨不同决策情形下双方反馈均衡策略、状态变量最优轨迹及其福利水平的动态变化情况;采用讨价还价模型设计出合理的福利分配机制;结合我国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建设的应用和数值仿真方法,验证相关策略结果的合理性。研究发现:非合作博弈状态下受偿方的最优均衡策略对补偿方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两种决策情形下治污投资累积量的动态变化趋势均呈现单调递减特性,而污染物存量的最优轨迹则呈现多样化的变动趋势;博弈参与主体的联合决策有助于促使双方分得的最优福利"帕累托"最优,且该福利净现值的大小与具体的分配协议有关。虽然科斯式的地区自愿协商策略被认为是解决跨界污染传输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实践中考虑到政策、信息及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地区间相互独立的策略选择比联合决策在实践中更具普适性。因此,当区域间存在污染外溢时,如何有效发挥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协调补偿方与受偿方利益平衡的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当前,我国环境的根本问题是由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起的,而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源在于"中国式央地分权"下的政府行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放权的同时,仍然保持政治上的集权控制,上级政府根据绩效考核提拔地方官员,即"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特性。中国式分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体制依据行政区域的划分来设置管理权限,按照政府层级的构成进行垂直式领导,即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环境政策,地方政府负责各辖区内环境政策的执行。在全国范围内,央地两级政府的关系表现为动态的重复博弈。针对我国现行环境规制执行策略,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基于央地分权的视角,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两大主体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参与主体的行为演化特征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在模型求解的基础上,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分析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演化稳定策略的走向及其收敛趋势。研究发现,央地两级政府在环境规制策略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成本、收益和损失以及中央政府监管力度、成本和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大小。因此,针对地方政府环境策略激励设计,应重点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引入市场机制,并通过环保补贴、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降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成本;中央政府应通过调节政绩考核体系中的经济发展指标和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来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以降低中央政府监管成本,制定合理的奖惩机制以提高监管效率;以期推动我国环境规制策略的高效执行,促进环境绩效向经济绩效的良性转换,实现双重帕累托改进。

摘要：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排污企业将污染治理外包的契约设计问题.研究表明,当排污方无法准确估计治理成本,也无法观察到治污方努力水平时,排污方通过提供"对赌式"计费方式的契约菜单可以消除道德风险带来的影响,而常见的线性两部制计费方式则不能.排放标准越严格,超标惩罚越大,线性两部制计费与最优计费方式间的差距就越大.

摘要：在碳规制加强的背景下,引导企业事先察觉碳风险并通过低碳创新提高碳绩效,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本文以2011-2015年连续出具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探析了碳风险意识影响碳绩效的传导机制以及低碳创新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碳风险意识与企业低碳创新呈正相关;碳风险意识强的企业更愿意进行低碳创新,因而低碳创新成果也越多。研究还发现,低碳创新在碳风险意识与碳绩效两者关系间起不完全中介作用,即碳风险意识不仅仅只通过低碳创新对碳绩效产生影响。上述发现对我国企业加强碳风险意识、提高低碳创新水平及有效提升碳绩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摘要：针对灌装精度要求高的小剂量高速药液灌装机,现在仍广泛使用手动灌装控制方法、难以解决因灌药系统特性时变所带来的灌装误差较大的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高速灌装模型的智能灌装控制器,以提高高速灌装系统的灌药精度。以此为基础,为了解决因系统非线性所带来的灌装特性变化问题,提出了一种通过最小二乘法在线构建灌装系统局部线性化模型,对灌药系统灵敏度进行在线分析的方法,并设计了能够克服时变及非线性影响的自适应智能灌装控制算法。分别对手动控制、智能控制和自适应智能控制方法进行了实时灌装控制实验,结果表明自适应智能控制效果最好,智能控制器和自适应智能控制器均能够较好地解决系统特性时变带来的影响,并且自适应智能控制器具有克服灌装特性非线性影响的能力。

摘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是国家为切实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保障国家水安全而制定的法规。为检验“水十条”的政策影响效应,文章利用2012—2017年全国269个地级市的数据,结合工业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技术进步、人口规模、水资源禀赋等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对“水十条”政策实施是否有助于减轻工业水污染强度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原因,工业水污染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水十条”政策实施显著降低了中西部地区工业水污染强度。通过改变政策实施时间、剔除中心城市、增加控制变量以及剔除严重污染等方式进行重新回归,检验结果依然具有较强稳健性。进一步分析中,文章研究了产业结构以及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第一产业比重显著降低,而第三产业显著提升,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并且技术创新效应显著加强。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创新均为“水十条”政策改善工业水污染强度的有效途径。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水十条”政策对工业水污染强度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地区却呈现出较强的抑制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水污染情况原本较好,因此污染强度降低幅度较小。因此,文章认为“水十条”政策能够显著改善工业水污染强度,并且加上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手段的辅助能够更好地发挥政策效果。文章的发现为中国水污染防治行动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摘要：研究排污者将污染治理业务外包给治污者的两部制线性计费的合同设计问题.在考虑双方风险偏好的前提下讨论3种情况下的最优合同参数: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提供单一合同、不完全信息提供可选合同.结果表明:1)当信息完全时,治污方的薪酬均等于其治污成本与风险成本之和,只能获得保留收益.2)当信息不完全时,排污方总可以通过提供可选择合同提高自身收益.3)不同的风险偏好组合下,单位可变支付随边际治污成本和环境扰动的变化是不同的.4)双方均为风险中性时,排污方收益最大;而双方均为风险规避时,排污方收益最小.

摘要：碳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向利益相关者传递碳管理业绩的关键手段,直接关乎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方向。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虽能有效减少碳排放,但其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仍值得商榷。基于此,以2011年10月29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通知》为准自然实验,依据政治关联将样本分成实验组与控制组,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微观影响效应,进而从产权异质性和政府干预水平视角探究其影响机制变化。结果表明:试点政策颁布后,政治关联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提升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企业;在重污染国有企业样本中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政治关联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效果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