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人才争夺战”的背景和城市人才政策的视角,在“多地区—多政策”模式下政策量化的标准制定及流程与量化评价体系设计等方面开展探索性研究,并利用自然语言分析(NLP)、文本挖掘等方法,整理2002—2021年中国3308项地级市人才政策的量化数据。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人才政策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刻画,中国地级市人才政策在数量与质量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002—2011年为探索起步期,2012—2015年为快速发展期,2016—2018年为无序竞争期,2019年至今为降温退坡期。政策得分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征明显,但趋势已经有所改变。区域间的无序竞争和政策趋同现象严重,人才引进和使用需求定位亦不明确。“重招引、轻培育”的人才“焯水”现象严重,同时,对所引育人才的配套措施完备性上存在欠缺。据此,建议加强东西部、南北方人社协作,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依托城市资源禀赋,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制定更具针对性与差异化的人才政策;改变重引轻用的政策导向,围绕各具体环节制定,形成“引育留用”前后贯通的完整政策链条。

摘要：【目的】在全球碳中和背景下,清洁能源技术迎来井喷期,关键金属需求及产业链碳排放将大幅攀升。【方法】为了深入厘清清洁能源转型下关键金属产业链碳排放的驱动机理、研究方法和减排路径,本文基于系统性关联视角,站在全产业链的高度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整合分析。【结果】研究发现:(1)清洁能源转型从需求侧拉动关键金属需求,从供给侧降低碳排放强度,供需双轮共同驱动关键金属产业链碳排放;(2)关键金属产业链碳排放核算和预测需集成多种方法模型,应根据不同的分析对象选择适配的研究方法;(3)现有研究重点关注关键金属冶炼和回收环节的碳减排路径,尚未从全产业链的角度识别降碳路径。【结论】未来需基于“金属-能源-碳”多要素关联视角和集成性方法进一步验证关键金属产业链碳排放的内在机理并研判其未来态势,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因素”系统性地设计和识别关键金属全产业链碳减排路径,为达成碳中和目标提供现实依据和决策参考。

摘要：伴生金属具有独特的物理或化学性能,是清洁能源技术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推进碳中和目标将带动清洁能源技术加快部署,进而促进关键伴生金属需求快速增加。然而,未来关键伴生金属供给却面临受限的压力,使得清洁能源技术关键伴生金属供给安全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分析、研究方法和干预路径等方面对清洁能源技术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发现:①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是在多系统、多因素交互作用下的结果,联合生产机制和清洁能源产业需求影响机制是可供性约束形成的主要驱动机制。②伴生金属资源储量评估研究面临数据缺失问题的挑战,传统独立金属产量预测模型并不适用于伴生金属可供产量分析。在预测不同能源技术对关键伴生金属的需求时,应区分传统、成熟技术领域与新兴技术领域,进而采取相适用的模型。文章综合构建了清洁能源技术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研究方法清单,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方法指引。③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干预路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废物回收、产品设计和生产冶炼环节,对产品使用和加工制造环节的研究较少,缺乏系统性研究,而且不同产业链环节干预路径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同。④未来需要深化对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影响机制的研究,综合运用集成性方法对伴生金属可供性进行系统评估,深入解构中国“双碳”目标情景下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动态演变趋势,并基于全产业链环节对中国关键伴生金属可供性约束干预路径开展系统性研究,为推动能源转型、达成碳中和目标提供关键伴生金属安全供给保障方案。

摘要：本文构建了体现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双重约束的非参数模型,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节能减排潜力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从实际生产的角度出发,依据各省市节能减排潜力的大小将节能减排总体目标在省际间进行分解。随后,运用污染物定价法——影子价格估算减排成本,并基于此设计出一套与节能减排总体目标分解方案相配套的成本分担和补偿机制。研究发现:(1)当前,由中央政府制定的节能减排目标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三大地区中,节能减排潜力大小依次为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为实现节能减排总体目标,中国的节能减排成本巨大。"十三五"期间,中国的节能减排成本预计将达8.57万亿,平均每年约为1.71万亿;(3)在本文所设计的节能减排责任分担及补偿机制中,中西部地区承担了大部分节能减排责任。与此同时,在节能减排成本补偿机制中,中西部地区亦获得了来自东部地区的大量的资金补偿。该方案的优点在于:一方面保证了节能减排目标在实际生产中的可行性,使得各省份的节能减排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掘,另一方面还兼顾了公平,利于区域间的均衡发展。

摘要：使用修正后的使用者成本模型核算金属资源的耗竭成本,测算出金属资源税理论税率区间,即金属资源从价计征改革的税率应该在5%-20%之间;然后,构建动态递归CGE模型,模拟分析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国民收入、行业、金属资源进出口、金属资源消耗量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金属资源税征收数额低,变化比率大约在0.1%-0.5%区间,远远低于本文测算的5%-20%,金属资源价格对资源配置作用失灵。在对宏观经济影响上,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金属资源税改革对重工业影响达到-1.73%,远高于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3%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社会福利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根据这些影响,本文认为在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初期应将税率设定在8%-10%的范围内,以后再逐步提高;并且建议利用资源税替代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等政策措施,通过增加金属资源上游矿产品的供给成本,提高金属矿产品出口价格,这样在达到与金属资源配额和关税政策同等效果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资源领域的贸易纠纷,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此外,政府应该创新金属资源价格与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金属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金属资源绿色税制,使价格更好地反映金属资源的稀缺性,通过资源税实现金属矿产开发的代际安全。

摘要：城市矿产中蕴含大量的高技术矿产,它们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原材料。本文从中国国情出发,界定了涵盖新能源技术、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电池、电器电子产品等5大类共计27种高技术城市矿产,从资源、技术、环境三个维度设计了11项指标,对高技术城市矿产进行战略性筛选;并通过半定量化不确定性分析方法确定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结果显示:(1)从资源-技术两维度看,电器电子产品用电池资源指数高,且技术相对成熟;动力汽车电池资源指数值略低,但未来开发潜力大。(2)从资源-环境两维度看,电池是拆解处置重点。(3)从资源-技术-环境三维度来看,高技术城市矿产可以分为四个梯队:高资源指数、高技术指数、高环境指数的"三高"梯队,包括EEE用镍氢电池、EEE用镍镉电池、EEE用锂离子电池;中高资源指数、中高技术指数、中高环境指数的"三中高"梯队,包括手机和动力汽车电池;低资源指数、低技术指数、中高环境指数的"二低一中高"梯队,包括风涡轮机、荧光灯、动力汽车永磁电机和电话机;资源指数、技术指数、环境指数都相对较低的"三低"梯队,包括电器电子产品和光伏电板。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筛选结果会发生动态变化,因此高技术城市矿产的战略性筛选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评估过程,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开发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动态管理系统。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高技术城市矿产的基础数据库建立、重点开发目录制定与调整、在线回收与交易平台构建、拆解技术储备以及可持续供应体系建立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摘要：针对废旧金属回收体系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以现金流量模型作为衡量主体收益的标准,在废旧金属回收体系激励合约设计中考虑博弈实验中证明的公平偏好因素,通过比较静态和算例分析证明了废旧金属回收中的公平偏好具有挤进效应和挤出效应——对代理商的努力水平存在挤出效应;对激励合约设计中的资质分配水平和分享系数存在挤进效应。公平偏好改变了废旧金属回收体系中代理商的最优努力水平和回收公司的最优资质分配水平以及最优分享系数,表明公平偏好可以作为废旧金属回收激励合约正式制度设计的补充。

摘要：城市矿产变废为宝,其开发利用能有效缓解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城市矿产产业作为各国实现循环经济的关键环节,需要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产业政策在推动城市矿产产业发展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鼓励和促进产业发展。本文系统搜集1987-2015年中国中央政府颁布的城市矿产相关政策,运用政策文献量化分析法,从发文年度、发文主体、政策工具、政策作用对象四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对77份政策文本进行内容量化和文献计量分析,在揭示中国城市矿产政策的总体特征和发展历程的同时,也指出政策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从发文年度分析,城市矿产政策数量上呈持续增长态势,政策具有明显阶段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断增强;从发文主体分析,政策效力层次偏低,政策主体涉及部门较多,缺乏总领导、协调部门;从政策工具分析,多以规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经济激励型、社会型政策较少;从政策作用对象分析,尚缺乏产品全生命周期视角下的系统政策设计。本文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针对博弈主体互惠动机公平偏好的证据和特征,本文从理论上描绘了首席执行官和项目经理在信息对称与非对称条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和激励合约的设计,在理论模型构建及均衡分析中发现:项目经理互惠动机公平偏好可以提高其努力水平,带来与显性激励合约一样的激励效果,即互惠动机公平偏好产生了"挤进激励效应";互惠动机公平偏好使得项目经理真实地汇报项目质量状况,优化了公司对项目资本配置的计划,避免了非对称信息下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互惠动机公平偏好产生了"信号显示机制"的作用。由于项目经理互惠动机公平偏好的"挤进激励效应",使得投资项目资本配置决策临界点不会很低,从而抑制了投资不足的严重性。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具有异质性的项目经理提供了不同合约选择,把"自利"假设下委托代理决策的分析框架拓展到"非自利"的行为委托代理决策的分析框架。

摘要：通过实证分析辨识了影响省属企业集团管控—绩效关系的权变因素,省属企业集团管控的目的并非激化母子公司间的冲突,而是缓解母子公司的冲突,实现企业集团的紧密合作从而实现企业集团管控满意度的提升。通过结构化方程分析了影响管控模式优化设计的维度因素,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治理力、战略控制、组织控制、经营控制、财务控制、文化认同、管理报告与自主控制等维度作用于管控模式选择的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