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合理的科学数据权利配置是纾解科学数据溯源、激励科学数据高质量生产和开放共享的关键,以数据持有者权为核心的权利配置模式契合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政策下隐含的激励学术创作、鼓励科学研究投资等目标,有必要通过初始赋权和后续制度设计调整数据来源者、持有者和使用者关于科学数据使用的利益关系,建立体现分置思想的科学数据持有者权体系,以权利形式探索规范科学数据流通利用秩序的制度工具。科学数据资源的赋权重点在于促进科学数据流通利用、实现数据要素价值最大化,科研人员、实验室团队、研究所等科学数据资源持有者基于加工处理行为和事实控制状态享有标识、使用科学数据资源的有限权利,但不得妨碍在后使用者获取引用科学数据的自由,力求建立多元开放的科学数据资源供给机制。当科学数据资源经加工处理形成形态和价值相对稳定的科学数据产品时,有必要借鉴知识产权制度赋予科学数据产品持有者有限排他的稳定产权,允许其通过授权经营实现数据产品价值,进而从科学数据产品持有权中分置出科学数据产品经营权,激励其持续提供高质量数据产品及服务。

摘要：数字版权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整个版权产业的繁荣,然而在网络环境下,作为版权产业重要推动力量的传统出版者却难以针对其在出版产品上的劳动投入进行侵权救济。在现有法律解决方案对出版者权益救济不足的情况下,赋予出版者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出版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赋予应从权利主体、权利客体以及权利内容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要对该权利进行必要的限制。

摘要：目前,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立法工作已经进入国务院的立法议程。从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来看,国家版权局显然更青睐于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然而,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仍有诸多不足,如缺乏对民间文学艺术中蕴含的公共利益的公权保护,多数民间文学艺术并不符合著作权保护的条件,强化对经济权利的保护将妨碍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播与发展等。这些不足决定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并非最佳选择。因此,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需要建立一种知识产权的特别权利保护体系,这更加有利于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保存与发展。

摘要：我国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理论上存在误区。绝对保护论照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主张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给予较强的全面保护,与著作权理论存在冲突,不适合中国国情。否定版权保护论照搬一些发达国家的理论,否定用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可能性,其理论上的僵化不利于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我国应采“相对保护论”,即在遵循著作权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结合中国国情,适当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规则。应合理界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和外延,反对将一切与民间文学艺术相关的对象都纳入保护范围;应将社群中创作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自然人成员界定为作者并作为著作权原始主体,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地的社群根据习惯法成为著作财产权的继受主体;应区分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两方面的内容;应合理处理著作权保护与公有领域保护之间的关系,确定适当的著作权保护期限;应结合民间传统习惯及现有制度合理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限制规则;应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处理好其他国家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摘要：以歼10战机模型案为视角,通过分析飞机造型是否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探析工业设计的可版权性问题。飞机造型包括线条和颜色两种表达形式,根据同一性能指标要求,飞机设计师可以设计出造型迥异的飞机,设计师对飞机造型的选择体现了其对美的感受,使飞机造型具有了审美意义,而对飞机造型的选择行为又使飞机造型具有了独创性。据此,具有独创性的飞机造型符合现行著作权法对美术作品的规定,具有可版权性。此外,尽管飞机造型具有实用性,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并未要求作品不能具有实用性,故不能因此将飞机造型排除出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

摘要：现在,我国正在对知识产权领域的三部支柱性法律《商标法》、《著作权法》和《专利法》进行修订。三部法律的修改建议方案中同时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条文,但是,三个建议方案所设计的条文具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因此,围绕惩罚性赔偿条文的设计作四个方面的研究:我国实际介绍增加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现实背景;采用惩罚性赔偿的理论依据;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基本条件;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条款设计。

摘要：在传媒市场,节目名称常常发挥着描述、标示和广告等多重功能。与此相应,其使用方式则可划分为描述性使用、标题性使用、商标性使用和商品化运营。对于特定节目名称,其实际的功能固然与使用方式相关,却也并非完全由后者决定。就热播节目而言,其名称即便始终保持标题性使用,亦可能由于观众的联想而获得标示出处的商标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节目名称的保护范围可以相应扩大,而在先相同或者近似商标权利人却不得据此主张商标侵权。否则,节目越成功,制播者被诉的风险越大。由此,商标法沦为成功者的"诅咒",但这绝非立法者的本意。

摘要：文化传统保护与文化发展选择是国家文化主权的基本内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权利和自由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知识产权对文化创造参与者的支持和激励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多样性公约》以主权和人权作为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基本举措,并以对艺术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作为补充措施,由此构建了一个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多元权利形态。

摘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是针对特定的著作权权能而为的制度设计,在我国立法上集中表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第6条和第7条。由于其与公共文化事业、网络产业发展、信息技术革新和精神产品增长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必须在完善合理使用的一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针对教育机构、盲人、普通消费者、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益机构和社会弱势群体设计特别规则,以实现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享。

摘要：专利制度"权利独占"与"技术公开"的基本法律设计,造就了人们对其技术革新之"善"与技术普惠之"善"的伦理共识。在此基础上,不同的伦理诉求与道德取向则促成了专利制度正当性学说的伦理异见,其中"人格财产学说""劳动财产学说"是"道义论"伦理面向下的正当性理论,而"专利激励学说""专利竞赛学说"则是"功利论"伦理面向下的正当性理论。这些正当性学说之间的伦理面向差异在本质上是由不同的理论背景决定的,而这也进一步造成了"道义论"伦理面向与"功利论"伦理面向的相关学说在专利制度正当性证成中根基性与运行性的不同理论位阶。这两种伦理路径并不冲突,二者分别从制度本身与制度后果两个角度给予专利制度以正当性证成,是一种能够并行的互补关系。在具体的正当性判定中,以财产权哲学为基础的"道义论"伦理路径应优先适用于以专利制度运行效果为标准的"功利论"伦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