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乐记》是中国古代乐学的经典著作,探明《乐记》的作者及其时代,事关对此一经典文本阐释的有效性,也关系到中国思想文化史与文学艺术史各学科领域历史谱系的建构与书写。从古至今,对于《乐记》的作者,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说主要有三,即“公孙尼子说”“刘德说”和“综合说”。全面检视三说的来龙去脉,辨析三说引以为据的各种支撑材料,反思古书作者及年代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方法与规范问题,可对《乐记》的作者及年代问题得出一相对可靠的结论。

摘要：“象”在《乐记》中有着丰富的内涵,“气以成象”中的“象”是直观可感的审美形象(气象),“声者,乐之象也”中的“象”是乐的表现形态(声象),“乐者,所以象德也”中的“象”强调的是乐的伦理道德功能(乐象)。气象、声象、乐象等有关“象”的命题关涉到乐的发生、形态和功能,“象”在乐中相应地具有本体、媒介、功能等多重意义。从《易经》之卦符体系到《乐记》之声符体系的发展,也可视为“象”从哲学领域向文论领域的转化。《乐记》之“象”及相关命题对古代文论的“物感”说、“意象”论及重“德”思想都有重要影响。

摘要：象思维是先秦人们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风貌,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超越精神、生命精神、诗性精神有着重要影响。象思维之“观象”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目视之观,而是在物我相融的整体之观中把握“道”。中国古代文论“观象”也以“道”作为最高境界。象思维之“取象”不是简单地取事物外形,更注重取其内在生命精神,中国古代文论“取象”也注重取其“神”“气”“韵”等生命特征。象思维之“立象”是以富有诗性的象喻方式言说,中国古代文论也多采用“立象尽意”的诗性方式言说。中国古代文论的超越精神、生命精神、诗性精神三者密切相关,体现出异于西方文论的精神意蕴。

摘要：随着新时代“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兴起,都市乐坛随之出现了着意于新型形象塑造的音乐体裁———“城市音乐”。叶小纲的《重庆组曲》是其中具有类型音乐典型性与代表性的音乐作品。文章通过《重庆组曲》的音乐分析与音乐阐评,认为这是一部在中国交响音乐发展史上具有“范式”意义的城市音乐。它从“历史”“人文”“自然”三方面确立了城市音乐创作的基本音响语境,从“地标音乐”的重墨书写揭橥了“城市音乐”文化的特质与品格,同时,在“诗歌音乐”“植物音乐”的写作中,凸显了个人艺术话语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