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建于文学艺术领域的著作权法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积极回应技术的发展需求,建构与社会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合理使用规则。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过程中对作品的使用是一种技术过程中的附随性复制,具有极强的转换性目的。训练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正常用途并非生成侵权内容,而是具有广阔的应用领域,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大模型训练需要海量的高质量作品,并且作品需要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由于交易成本高、许可费堆积、许可意愿的有限性和选择性及公共利益考量等因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因此,有必要建立机器学习合理使用条款,来明确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中对作品使用的合法性,同时对人工智能输出端进行合理规范,以便更好地平衡著作权人、社会公众、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方等多重利益,促进个人创新、企业创新、社会创新,并鼓励著作权人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者建立创新性的合作机制,在智能向善的原则下推动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更美好生活的实现。

摘要：在智能化浪潮下,检察监督正发生着由案件监督向数据监督转变、事后监督向全程监督转变、人力监督向算法监督转变的内嵌式变革,其中也存在着诸多发展隐忧,具体表现为数据共享的实现困境、全程监督的潜在危机与算法运用的公正遮蔽。执法司法数据共享是检察监督智能化的前提,需要从数据共享规则设计、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数据共享实施保障等方面进行机制建构。检察监督智能化应采取以行政违法行为的智能化线索挖掘、立案侦查和刑罚执行的智能化审查、司法裁判的智能化类案监督为主要应用场景的“场景式监督”,并通过算法歧视的防范与修正、算法公开与解释、全过程的算法参与、算法责任追究等方式展开技术正当程序规制。

摘要：算法决策的主体多元性、开放性、不透明性、自主性等技术特征给算法侵害归责带来挑战,有必要在检验与拓展传统侵权法与刑法责任框架基础上,结合算法技术特征构建一个层级式的算法责任框架。对于产生具体侵害结果的算法损害归责而言,分别设置因果支配型的责任与非因果支配型的义务型责任。前者是指针对具有理解与控制技术可能性的算法适用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后者是指针对不具有理解与控制技术可能性的算法适用义务型责任,为算法设计者与应用者设置避免算法侵害风险现实化的义务或对用户、社会公众法益的保护义务及相应责任。对算法妨害而言,因无具体权利侵害结果因而不存在结果归责问题,仅需对该算法妨害行为加以禁止,设置相应行政违法行为,或设置类似侵权法的公共妨害甚或刑法.上的抽象危险犯进行追责。

摘要：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数字人民币应以促进分配公平为研发方向。数字人民币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机制包括技术赋能机制和政策传导机制。技术赋能机制依托精准直达、定制可调和监管科技的属性,打通资金下达堵点、保障资金流通可控并强化资金风险防范。政策传导机制则是将数字人民币纳入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在金融方面以普惠金融破除货币政策的传导障碍,在财政方面则以科学的再分配理清财政金融权责。数字人民币促进分配公平应与分配制度相结合,从三次分配和生产要素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外生制度要在初次分配中有效提高劳动报酬,在再分配中带动政策增效和创新,在第三次分配中推动科技向善。内生制度则要激活数字人民币产生的数据要素,创造数据盈余以夯实公平分配的物质基础。

摘要：虽然将基因编辑技术适用于人类自身,会带来智力、身体等方面的显著改善,但这种做法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如果坚持治疗和改进的两分,那么争议将主要发生在改进的领域,而不是治疗的领域。由于人类改进的支持者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是将人类改进做义务教育式的设计;然而,这个做法实际上再次认同了治疗和改进的区别,并且这仍然属于"达到正常状态"的治疗,所以还是缺乏支持以基因编辑方式做人类改进的道德理由。

摘要：司法实践中对流量造假行为存在定性困难、罪名适用不当等问题。为准确区分流量造假行为,使刑法规制更具针对性,应当根据流量造假行为的技术特征和危害对象,将其分为群控刷量类、虚假广告类、虚假交易牟利类和盗用CDN流量类。其中,后三类行为以他人的财产利益为侵害对象,应定性为相应的侵犯财产类犯罪。第一类行为以群控作为技术特征,往往涉及多种刷量行为,定性时不能一概而论。按计算机信息系统类犯罪规制时,必须符合“侵入”“非法控制”“破坏”“数据”等概念的可能含义,不应解释为指向所有不正常的计算机联系。

摘要：新科技的发展催生了人工智能的出现,引发了很多新型的法律争议。其中,是否应当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是学界论争的焦点问题。倡导者的主张大体遵循两种论证进路:一种是基于人工智能创作作品著作权归属、合约履行、智能致害责任等现实问题的解决,认为需要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的功能主义进路;另一种是认为除自然人之外,法人团体、其他组织、动物等实体逐渐被纳入民事主体之列,鉴于民事主体范围的这种扩张趋势依据类比思维应当赋予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的价值主义进路。据此,针对第一种论证进路可以通过对现行民法规范进行教义学考察,看是否能够涵摄这些新型的法律关系;针对第二种论证进路可以通过回溯民事主体确立的思想史渊源,澄清民事主体的伦理内涵而非是单纯的技术设计以排除类比的成立。最后,谋求人工智能民事主体地位是对主体法时代法律根基的颠覆,对此应当坚持保守主义态度。

摘要：数据市场已经呈现平台、数据、算法的三维竞争结构。数字平台改变了市场竞争的外在形式和内在逻辑,其作为海量、多元、实时的数据集合体,通过数字技术和算法设计获得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和优势地位。传统的价格中心型分析框架因此显得僵化,新型垄断行为和市场力量的界定、竞争损害理论均因此需要重构。反垄断理论体系需反思平台经济结构,构建三元融合分析框架,以市场力量作为衡平中心,强调规制数据市场与鼓励数字平台做大做强同等重要,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摘要：区块链的制度设计应当实现从"监管"转向"治理"的思维转变,在目标上不仅在于"管住"区块链的风险,还在于"促进"区块链健康发展,策略上从单纯的违规打击转向合理合规引导,具体路径上由传统的单一监管工具,发展为社会共治的多种治理措施,特别是引入技术工具。当下区块链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市场被错误的理念支配,规制者缺乏技术规制工具。"共票"是区块链上集投资者、消费者与管理者三位一体的共享分配机制,同时也能对数据赋权、确权、赋能,能为以数据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激发新动能。基于中国实践的原创的"共票"理论,以众筹思想构建区块链新的发展方向,推动区块链技术回归本源,在理念上可以引导区块链应用转向正轨,也为规制者治理区块链提供方向、目标和规制工具,真正促使各方回归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初心,并通过"共票"释放众筹与区块链的制度创新潜能。

摘要：金融科技的兴起和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融合金融支付、投资理财、资金借贷等功能为一体,以向第三方赋能、共享数据为核心的开放银行应运而生。然而,在金融数据资产监管与治理上,却缺乏顶层标准设计和规则研究。为探究开放银行数据共享机制和合规路径,本文以竞争法思路论证共享的必要性,并通过借鉴欧盟、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监管体系,结合国情实际,遵循市场驱动而非强制性开放的发展路径,对实践中已有的开放实例,从监管与治理两个角度出发,以制度和技术为双轨,对反垄断、数据权属、API技术、第三方授权等内容进行标准厘定,对各方主体责任的认定加以规范;同时,在技术方面引入监管科技和"共票"治理,构建开放银行的运作与监管机制,以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监管变革。